四、小说
姜广平：我一直想知道，在你丢下了诗歌以后，怎么想到要拿起小说的？
毕飞宇：这是注定。
姜广平：为什么这样讲？
毕飞宇：我的整个成长过程似乎就是为我的写作预备的，它们一个站头一个站头，排好了，在那儿等我，然后，是一间书房。我走了进去，坐下来就写。就写作而言，我感谢生活。不过你不能误解，你不能说我喜欢那样的生活，是相对于写小说而言的。
姜广平：对这一点我深信不疑。我从《叙事》的开头里已经意识到这一点。
毕飞宇：说到《叙事》，我想告诉你，这个中篇是我99年以前最满意的东西。但我却最没有信心对它说什么。
姜广平：这是为什么呢？
毕飞宇：因为在我写《叙事》的时候，正是我最为亢奋最为混乱最没有逻辑最千头万绪的日子。我无法整理好自己。身不由己。在我还没有想好想透的时候，我就把它写出来了。我现在清醒地知道一点，我拿全部的冲动替代了写小说。
姜广平：关于这一点我从作品中已经真切地感觉到了，你的很多话都显出了你当时的愤激，但却不知道你为什么那么愤激。
毕飞宇：是啊。我也不知道。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就像100米比赛，枪一响，冲了出去，脑子里还没有明白过来，没了。刚出发就结束了，却不知这几十步是怎么跑的。我文学的青春期是在写《叙事》的时候开始的，写完了我的青春期就结束了。那是1991年的事，我投了十几家刊物，全都退了回来。到了1994年《收获》发了出来，还做了头条。接到刊物的时候我一个人在草场上不停地走，像做梦一样。太奇妙了。这个感觉再也没有有过。
姜广平：不过，说到这里我倒想起另一个问题，你在很多小说里都出现了楚水陆家。楚水是兴化的别称，这是我知道的，那么陆家呢？你与陆家有什么关系？
毕飞宇：你可能还不知道，我其实不姓毕，至少我的父亲不姓毕，他的原名叫陆承渊。
姜广平：这就对了，你的家族小说的情结其实应该源于这里了。
毕飞宇：特定的家庭使我对家族与命运特别敏感。对家族的历史也特别固执。我选择小说还与我童年时代在乡下度过的有关。这上头我有话要说。严格地说，我并不能算乡下的孩子，我的父母1958年才下乡，我生在乡下，可是没有农村户口。我的户口一直在城里。却不属于任何城市。我又自豪又自卑，两头都落不到实处。只觉得处处和人不一样。我父亲的养父是1945年枪毙的，《叙事》里写了。我的父亲其实是孤儿，除了我们的一家五口，我们一家四面不靠。四面不靠，就那样。我从懂事的时候起心里就特别复杂，可我的父亲特别寡言，除了逼着我学习，从不和我谈，他几乎不说话。不过我现在一点不怪他，我只想让老人家有个好晚年。
姜广平：你对土地为什么这样痴迷？
毕飞宇：我不是一个讴歌土地的诗人。很简单，因为我没有通常意义上的故乡，也没有祖坟。每当到了清明节，看到别人到坟上祭拜我就感特别好奇，经常跟过去看。我还经常到坟地看人家烧七。有一次把自己走丢了。土地是人的来路，还能是什么呢？不过现在好了，心里的这一道坎早就跨过去了。
姜广平：就是这些刺激了你将来写小说吗？
毕飞宇：不是不是不是。那时候知道什么小说。这些话是站在今天的这个高度来谈的。不过站在今天，说句大话吧，我觉得那时候我已经是一个作家了。所以我说是注定。只是当时不知道，知道了也说不出。
姜广平：亨利·米勒不也说过他在襁褓中就已经是哲学家了？
毕飞宇：那时候，我总是特别喜爱追问探究一些似乎是与生活无关的东西。
姜广平：那是为什么？
毕飞宇：是因为那些东西总在追逼我，似乎想借我来展现。
姜广平：你可以说得更直白些吗？
毕飞宇：在乡下，我的家里面有一个秘密，晚上上了床，熄了灯，我的父母总要悄悄地说话，他们小声地谈论他们过去的生活，口气里头全是一江春水向东流。我在那里装睡，特别紧张。
姜广平：这对你有什么影响？
毕飞宇：影响太大了。父母的私下交谈对一个孩子的影响怎样估计都不过分。这一切总让我觉得眼前的生活是假的。生活还有一个样子，在远处，在父母的嘴里，躲在一个很古怪的地方，他们的嘴巴一闭上就没了。简直惊心动魄。只不过那种生活的门没有向我打开而已。我的耳朵运气特别好。这一来我就开始虚拟生活了。你说说，那时候我是不是一个作家？还有一点我不得不说，我的家在不停地迁徙，随我父亲的处境从这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我也就这样不停地进入一个又一个陌生的环境，用后来时髦的话说，叫在路上。读完大学后，受过了系统补充，尤其是诗人也没有做成，我自然开始写小说了，一直到现在。
姜广平：这可以说是一个小说家的最典型的心路历程。在萨特那里，小说是对遗忘的抗争，在你这里就成了一种……
毕飞宇：一种总想说出去的愿望。像一个犯人，说出去，踏实了，洗洗睡。
姜广平：或者说就是一种还原。
毕飞宇：对的。
姜广平：这样的结果就是你的眼里只有小说而没有其他。
毕飞宇：也不能这样说。小说很重要，但是过上好生活更重要。
姜广平：那么你关注当下的文坛吗？或者说你关注时下的热点吗？
毕飞宇：被动地关注。总能看到，总能听到。不过没意思。
姜广平：这句话怎么理解？
毕飞宇：许多作家都说自己是农民，这句话不矫情。农民就是把粮食打下来，端上桌子。但是一些作家有个毛病，说他的两亩地里种了芝麻，芝麻开花节节高，已经长成帝国大厦了。作家在那里比嘴巴大没意思。
姜广平：这种说法倒挺有意思。
毕飞宇：是啊。给你讲件事，有一天，我四岁的儿子给我讲故事，他的表达还达不到，一边说一边比划，到后来他光比划不说了。我觉得儿子可爱极了，他讲了一个故事，后来却做起了演员。孩子这样很可爱，作家不行。
姜广平：说到这里我想应该谈谈你的小说里的事了。有人说你的小说很硬，也有人说你的小说很温情。对这一点你自己有一个基本的评价吗？
毕飞宇：小说的硬和软其实是作家处世的方式。对一些人我从不妥协，但是，总体上我还是一个温和的人。
姜广平：这一点我们注意到了，你小说中的人物总有一个特点，软弱，女人是这样，男人也是这样，他们的头上好像永远有一层力量在挤压着他们。你总是残酷地折磨他们。
毕飞宇：没有，我没有。有人在折磨他们，但不是我。我只是把门窗打开了。
姜广平：这是一种与后现代截然不同的东西了。在解构主义那里，是要消解深度的。而在你这里却在增加着厚度。譬如《白夜》。
毕飞宇：我不懂解构主义，但是我相信我的生活。
姜广平：所以我们看到你的主人公都是高度压抑的。
毕飞宇：对，他们焦虑、不甘、疼痛。
姜广平：但那与你的关系在哪里呢？
毕飞宇：你说呢？如果他们也包括我们呢？
姜广平：看来一切都是你的预谋，这能不能理解为就是你的现实主义？
毕飞宇：是的。
姜广平：说到这一点我就很想知道你的作品里为什么女性偏多。这是为什么？
毕飞宇：可能是我喜欢女人。
姜广平：男人呢？你不喜欢？
毕飞宇：男人复杂，男人手里有权。
姜：你最近的几篇小说，写女性更其成功。
毕：你也跟着评论瞎掺乎。我写筱艳秋、玉米、玉秀、玉秧，包括以前的惠嫂，跟男性女性其实没有关系。我并没有从女性的角度上去面对小说。也没有从女性的角度去看待文学。我面对的只是人。
姜：是啊，人总得有性别。不是男人就是女人。
毕：碰巧这几个人都成了女性。这可能只是潜意识的选择，但从我的创作理性讲，在写作过程中，并没有作学理性的分析。面对的还是人的命运。
姜：《玉米》很结实，确实是在写人的挣扎。《青衣》也是这样的。这里面的延续性我看到了。
毕：如果筱艳秋、玉米、玉秀还有玉秧，人没有能够立起来，写得不丰满、不好看，谁也不会谈起女性男性的问题。那么多的作家写了女性人物和男性问题，为什么没有人说起什么女性问题男性问题呢？首先是这几个人物相对丰满起来了，所以她们就成了一个话题。
姜：《男人还剩下什么》里好像有一句话：在恨面前我们都是天才，而到了爱的跟前，我们都是如此的平庸。我觉得可以用它来解释这些所谓的女性作品了。
毕：恨是一种东方式的情感方式。中国人经过了那么多的战乱与政治动荡，包括文革中我们所受的教育，使得我们面对生活面对人的时候，恨起来特别容易，恨起来也特别坚决，所以恨起来也特别有才华。但如何去面对自己面对他人，爱自己爱他人，我们缺少文化准备与心理准备。但是我坚信一点，这种状况在中国不会长时间地持续下去，事实上，它也是越来越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