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熙：讲真话被罢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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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石禄生
01
在中国古代官场上，敢于说真话的官员，往往结局不太好。这是由古代封建政治体制，以及中国式的人情社会特点所决定的。尤其是越接近皇帝的大臣，越是逃不开上述规律。
真正能常伴帝君左右的，都是些八面玲珑，善于察言观色的人精，他们是天生的“政治家”，只要打好情商这一副牌，就能左右逢源，逢凶化吉。在他们眼里，话术没有真假之分，只有好听难听之分。他们永远把握一个原则：只讲好听的话。
当然了，敢说敢言、只说真话的官，也不是从头到尾都处境不佳，而是阶段性地好一阵坏一阵，但最终大多以处境惨淡收尾。原因很简单：
起初的时候，他们说的真话，总有些会说到朝廷上司或皇帝的心坎里去，而且也不是所有的真话都是难听的，有的真话也可以很悦耳。即便彼时说出来的真话，也属于“忠言逆耳”类型，开始的时候也都容易被接受。
退一万步讲，贵为帝君者，总不至于心理太脆弱，就算是碍于情面，一开始也得对讲真话的人予以鼓励。所以，大凡“直言不讳”、“为民请命”、“忠君逆言”的官员，一开始都是受到了某种形式的鼓励或嘉奖的，这是他们处境尚佳的时候。
但是，讲真话的官员，一旦第一次说出了逆耳式的谏言，真的刺激到了帝君，祸根就此埋下。若能有所察觉或自律，就此打住，改变说话风格，尚可无虞。否则，什么时候引爆这颗地雷，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前面铺垫了这么多，就是为了引出本文的主人公，清道光年间一个叫做戴熙的皇宫里的高官。根据历史记载，戴熙因说真话得罪皇帝的次数并不多，但就有那么一次，刺激到了道光帝，结果就痛失大好前程了。这个教训过于惨重，所以笔者在前面详述讲真话的演变趋势，大有必要，——这几乎是一个理论基础。
02
戴熙是浙江钱塘人，道光十二年的进士。到了道光十八年（1838），不到四十岁的戴熙，已经入直南书房了。这是一次了不得的权力进阶。
戴熙
有必要解释一下。清代皇宫有一个上书房，还有一个南书房。它们有什么区别呢？这么说吧，上书房是皇太子读书的机构，大臣若能在此就职，等于进入了未来的权力通道，毕竟皇太子迟早要成为皇帝的。
而南书房则是皇帝本人的文化会所，帝君在此阅读、吟诗、作画等，皇上所有跟文学相关的文艺活动，都在此进行。可想而知，在此当值的大臣官员，跟皇帝本人的接触频率有多高，接触距离有多近。进入南书房，相当于进入了大清权力核心圈子。
南书房是由康熙皇帝设立的，因为他意识到，满清政权要统治好汉族人口占绝大多数的中国，皇帝本人必须要通晓汉文化亦即儒家文化。因此，凡是在南书房值班的大臣，都是清一色的汉族官员，而且是进士出身的货真价实文化人。这个传统一直延续到清末。
显而易见，戴熙就是凭借自己的真才实学进入南书房的。所谓“入直南书房”，就是进入皇宫，在南书房当值的意思。所以，戴熙是一个真正在皇宫里上班的人，而且成天在南书房陪伴道光皇帝，其权力视野可见一斑。
戴熙不但陪道光皇帝读书，更重要的是，他能诗善画，书画水平达到了大家级别。也因如此，道光年间皇宫里的书画，大多出自戴熙的手笔。道光皇帝本人也喜欢赏画，所以对戴熙益发看重。
经在南书房跟道光皇帝密切接触一段时间，被后者视为“爱卿”之后，同一年，戴熙被派往广东历练，任广东学政。这一任命，饱含了道光皇帝的政治用意。
笔者在以前的文章里介绍过，一个省的学政属于京官范畴，类似于钦差大臣，他的朝廷级别跟巡抚几乎是平起平坐的。总督、巡抚、布政使等，处理本省军政事务，通常要跟学政商量着来。
道光十八年，皇帝已经意识到了鸦片在中国肆虐的危害，禁烟的念头呼之欲出。尽快将林则徐派往广东禁烟，早在道光帝的计划之中。此时先行将他信任的戴熙派往广东任学政，就是为了后一步让他密切配合林则徐领导禁烟。
果不其然，同年11月，道光将林则徐派往广东禁烟。关于林则徐禁烟，这段历史大家都熟悉了，不赘述。关键要指出一点鲜为人知的历史事实：时任广东学政的戴熙，在诸多方面配合了林则徐的禁烟工作。
戴熙在广东的任职经历，包括辅助林则徐禁烟，我们都略过不谈。重要的是，要强调一个细节：戴熙前往广东任职临行前，道光皇帝苦口婆心对他说了这么几句话：“古人之作画，须行万里路。此行遍历山川，画当益进。”
皇帝说的话通俗易懂，就是鞭策戴熙多走多看，进一步提升绘画水平。这是公事公办之言吗？当然不是。这句话简直饱含了一个皇帝对一名臣子的宠溺之情。
另外这话听着就有潜台词，道光皇帝的意思是：等戴熙完成广东的使命，顺便提高了画技以后，有朝一日，还要让戴熙回南书房陪他赋诗作画。事实证明，多年以后，戴熙果然回到了南书房。
03
关于戴熙的官场简历，我们长话短说。
本来道光皇帝想让他完成广东学政的任期，就回到皇宫的。但戴熙或许另有想法（厌倦了陪皇帝读书也未可知），又或许他真的就这么孝顺，反正他等学政任期一结束，就提出了要求：“请求终养。”什么是终养呢？就是回家奉养年老的父母。
这种以尽孝心为说辞的话，不管是不是出于真实目的，皇帝都不好反对。毕竟大清政权，也要以儒家文化治天下，违背孝道精神的事，皇帝也不敢轻易做。就这样，戴熙回老家待了些年。
等戴熙回到官场时，已经是道光二十五年了。他先是复任广东学政一段时间，道光二十六年被皇帝“逮回”京城任内阁学士去了。离开广东前夕，他提笔写下了“岁进士”这块匾。
清·道光二十六（1846）年 【岁进士】匾 戴熙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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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道光二十八年，戴熙任兵部侍郎，距离大清权力中枢更进一步。重要的是，道光终于提出了他的真实想法：“戴爱卿还是兼值南书房吧。”
由于是兼任南书房的职务，戴熙没有理由拒绝。于是，戴熙重回南书房。熟悉的味道，一样的配方。但戴熙的想法却未必跟以前一样。
怎么说呢？以前入直南书房是正职，现在只是兼任，他不想在这方面耗费太多心力。戴熙认为，自己的真正职责，是兵部的事务，那才是事关国家的大事。进士出身的文人，哪个不想参与历史的宏大叙事呢？所以，他明显的，把心思放到了大清军务领域。
问题是，在道光皇帝看来，军政事务自有军政大佬们管辖，他之所以看重戴熙，无非是南书房那点事。如此一来，君臣之间的罅隙，就在心里埋下了根。后来戴熙因在军政事务方面说真话，得罪了道光皇帝，其背后的根本原因，在笔者看来，恰恰是因为戴熙对南书房事务的不重视。
话不多说，直接上主料。众所周知，林则徐禁烟之后，中英的矛盾更深了。英国人挟军队势力，试图在广东入城、入境，而大清军民竭力阻止。
双方僵持了数年，谈判了多次，到了道光二十九年（1849），最终英国人决定暂时不提这事了。为什么呢？因为广东民风彪悍，全民抵制英国人，英国人也怕了：“水能载舟，亦能煮粥。”帝国主义势力，最怕的就是民意的力量。
问题是，道光皇帝以为英国人的暂时退却，是两广总督徐广缙，和广东巡抚叶名琛的功劳，对他们大行嘉奖。道光皇帝觉得，英国人对广东的威胁，宣告解除了。
很有可能，徐广缙和叶名琛夸大了自己的作用，又或许他们夸大了民众的震慑作用。不管是哪一种情况，戴熙都认为不符合实际情况。他作为在广东任职多年的前学政，自认为很了解广东的情况。
于是戴熙就跟道光皇帝说了：“不管是广东民众还是官兵，都不能长期阻挡住英国军队。英国人只是暂时退却。我们应该从举国战略的层面，深谋远虑，未雨绸缪。想好应对英国人的良策。”
04
看吧，就这么一件事，戴熙的真话之辞触到了道光皇帝的心理机关，后者简直火冒三丈。笔者认为这其中有两点微妙之处：一是戴熙的危言之说，打到了道光皇帝好大喜功的颜面；二是戴熙在南书房消极，而在兵部事务中积极，也令道光帝心生不快。
不管怎么说，就这么一件在我们今人看来再正常不过的讲真话事件，戴熙被道光皇帝打入了“冷宫”。
站在戴熙的角度立场看，身为大臣，今天被皇帝重用，明天失去重用，都是正常之事，不但能接受，也有心理准备。关键是，褒奖也好，贬官也好，他希望道光皇帝快人快语、公开宣布就好了，没什么大不了的。
但戴熙作为一个直言之人，显然没有意识到，道光皇帝的思维方式跟他完全不一样。道光皇帝的怒，并不是挂在脸上的。道光皇帝采取阴柔大法，让戴熙下不来台：
道光帝先是下旨要求，皇宫上下整顿书画作品，尤其是写有贴体诗的书扇，一律焚毁。而这些贴体诗，基本都是戴熙写的，画也是他画的。什么是贴体诗？用近代文化大家周作人的话来说：“试帖比八股要古得多，而且他还是八股的祖宗。”
也就是说，贴体诗很考验古文功力，但其实很死板，处处讲韵律对仗，估计道光皇帝难以掌握贴体诗的窍门，也欣赏不来。所以道光帝在震怒之下，首先想到的整治戴熙的手段，是拿他的书画作品开刀。可见，为了南书房那点事，道光对戴熙积怨已久。
其次，道光皇帝又命南书房的人书写一批皇宫用的匾额。以往这种事，戴熙都是当仁不让的主笔。但道光皇帝特意指派另一个南书房的大臣来书写，并交待此人，万万不可交给戴熙书写，理由是：“戴熙经常写错别字。”怎么说呢？这个理由令人啼笑皆非。
戴熙当然也知道，这是一个信号：道光皇帝要疏离他了。表面上是因为他在中英对峙事件上讲了真话，或发表了不见得对、也不见得错的意见，但真实的原因，谁知道呢？戴熙也懒得去猜测了。文人的风骨，无论如何还是要保留的。于是他索性请求辞官。
谁知道道光皇帝更怒了，他的本意是要戴熙服软，但后者却以辞官应对。事已至此，君臣双方谁都没了退路，无可挽回。道光帝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再降了戴熙的官品，让他在三品京堂的官品级别上隐退了事。
三品京堂，对一个隐退养老的前官员来说，这个级别也算不低了，待遇水平至少衣食无忧。这也算是道光皇帝对戴熙仅留的一丝温情吧。
最后说一说戴熙的晚年境况：
咸丰年间，太平军攻打杭州城，本在杭州老家衣食无忧、闲散养老的戴熙，以一个“退休老干部”的大清政治觉悟，奋起抵御。
他不但亲自带头并号召乡绅们捐款捐物，组建民团对抗太平军；还积极为浙江官府出谋划策，在军事上为清兵出了不少主意。后来他更是率领民团亲临前线，加入战斗。杭州城被太平军攻破后，戴熙带领弟弟、儿媳、外甥等投水自尽。
笔者想说，戴熙对大清皇权的忠心，以及他本人的结局，实在是令人唏嘘。无关是非，仅仅是出于对历史的慨叹。而戴熙的人生际遇，也是古代封建帝制环境下特有的现象。自民国初期新文化运动以来，讲真话已然成为深入人心的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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