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着力提高城镇化质量。城镇化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历史任务，也是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所在，要围绕提高城镇化质量，因势利导、趋利避害，积极引导城镇化健康发展。要构建科学合理的城市格局，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城市群要科学布局，与区域经济发展和产业布局紧密衔接，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相适应。要把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作为重要任务抓实抓好。要把生态文明理念和原则全面融入城镇化全过程，走集约、智能、绿色、低碳的新型城镇化道路。
我国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选择城镇化是必由之路，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基本上是以城镇化为最大特征。从1978年到，中国经济规模的复合增长率近10%，同期城镇化率由17.9%升至51.3%。城镇化与经济高速发展之间互为因果。改革开放的过程，正是城市形成和范围扩张的过程，也是生产要素和商品打破壁垒自由流动、聚集，并形成全国统一市场体系的过程。得益于城镇化产生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企业享受到较低的资金和劳动力成本，以及更长的产品生命周期，通过不断满足巨大的国内外需求，实现高速增长。
就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对应关系而言，按照钱纳里的世界发展模型，一国的工业化率达到30%时，城镇化率可以达到60%；工业化率达到40%时，城镇化率一般在75%以上。目前，我国的工业化率接近40%，但城镇化率才51%。这种城镇化与工业化水平的背离，表明我国城镇化的发展空间和必要性依然较大。
破解城乡二元结构难题是中国统筹城乡发展的关键。目前，中国51.3%的城镇化率是按城镇常住人口统计的，其中包括1.6亿的农民工；若按户籍来算，人口城镇化率只有35%左右。未来，中国城镇化率年均提高1.2个百分点，中国城镇化率届时将提高至60%以上，将再有2亿农民进入城镇，加上现有的1.6亿农民工，新增城镇人口将达4亿左右。按农民工市民化以人均10万元的固定资产投资计算，能够增加40万亿元的投资需求。城镇化带来的基础设施建设有助于消化工业化的过剩产能，房地产、家电、汽车、家具等耐用消费品销量提速。
城镇化走向精细化，投资结构也将发生重要变化。参照日本1955年以后的经验看，传统制造业投资增速将继续下降，基建投资在城镇化率到达70%之前仍可以缓慢上升，但结构上，铁路和港口投资占比逐渐下降，代之以城市轨道、航空、废弃物处理、生态建设、管道铺设以及保障房。对于中国而言，除了以上方面，包括交通、建筑和医疗服务的智能化等诸多领域，投资空间非常广阔，资本市场上的相应投资机会也相当丰富。
向中西部倾斜，推动城市群兴起。目前我国东中西城镇化率差异显著，呈现阶梯性特征，因此中西部地区的城镇化水平还有巨大提升空间。据不完全统计，以来国务院批复的区域规划16个，其中较多定位于中西部地区的城市圈，包括广西北部湾、长株潭、关中-天水、成渝经济区等。依靠城市圈内增长及带来的扩散和溢出效应，东中西部的城镇化率还将进一步提升，且差距不断收窄。
未来5年，农民工市民化问题初步解决，城乡居民消费需求规模将有望从的16万亿提升到的30万亿左右，居民消费率有望回升到40%左右，最终消费率达到55%左右。这样，将初步实现消费主导的经济转型。充分释放国内巨大的消费潜力，将是中国未来5至转型发展的突出优势和主要动力。
中等收入群体比例时为23%左右，若每年提高2个百分点，到可突破40%，未来大力发展城镇化，是我国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途径。从国外经验看，70%定义为高度城镇化，以51.3%为基数，我国还有20多个百分点的加速和深化空间。不过，50%以后进入的是城镇化后半程，围绕更智能和更人性的宗旨，目标是高质量和高效率，这不同以往追求规模和速度的政策思路。
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按照目前的增长速度推测，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顺利进入高收入组，从现在起大约需要12-左右的时间。这个跨越日本用了，新加坡用了，中国香港用了，韩国仅用了7年。世界银行统计数据显示，中国的人均GDP是美国的11.24%，日本在1950年代，韩国在1977年分别达到了这一比例。而日韩两国的经济在人均GDP超过美国的1/10之后仍然持续强劲增长：日本在1960年至1975年的GDP年均增长率是7.7%，韩国在1977年至1997年的GDP年均增长率为7.8%。因此，回顾这些经济体的发展历程，考虑到中国过去30多年的改革战略，以及中国当前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中国经济增长仍然具有极大的潜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