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9日，全国政协委员、共青团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全国青联主席贺军科在全国政协十二届二次会议第四次全体会议上做题为《突出特殊优先保护保障未成年人安全健康成长》的发言。
全国政协委员、著名主持人周涛。记者 张炎良 摄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党委书记倪邦文。记者 周小璐 摄
全国人大代表裴春亮向记者展示他深入基层调研所拍的照片。 记者张楠摄
北京3月10日电(记者 周小璐 刘洪侠 李晗 李延兵 尚阳)“构筑未成年人的成长保护伞，家庭监护是第一道防线，社会关爱必不可少，政府救助则有‘托底’性质。”在3月9日举行的全国政协十二届二次会议第四次全体会议上，全国政协委员、共青团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全国青联主席贺军科在《突出特殊优先保护，保障未成年人安全健康成长》的发言中如是说。
贺军科委员说，当前我国有2.79亿未成年人，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刻不容缓，他特别强调了特殊和优先保护的概念。
完善未成年人司法保护体系
在大会发言中，贺军科委员指出，目前我国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出现了诸如监护制度不完备、法律体系待完善、综合治理尚未形成合力等状况，并由此提出了健全未成年人保护法律体系，及时增补新的条文或作出修订；对规定不够具体的条款制定补充性规定或司法解释并明确相应责罚，同时，加大执法检查力度，变“软法”为“硬法”等建议。
这一提议得到了众多专家学者的附议。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皮艺军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认为，变“软法”为“硬法”，正是目前法律法规完善的关键所在。
“关乎未成年人的两部法律，《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和《未成年人保护法》从立法的理念和法律结构以及其他相关的配套组织结构、组织方面的建设来说，都不是一个简单完善的问题，基本的立法理念和法律原则都需要做一个全方位的建构，要对之进行‘大修’。”皮艺军说。
全国政协常委、全国青联常委、中国曲艺家协会副主席冯巩认为，在当前社会飞速发展，同时出现了一些恶性事件的情况下，对未成年人“突出特殊优先保护”的提法可谓恰逢其时。
“《未成年人保护法》已颁布实施20多年，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也都制定了未成年人保护条例、实施办法等配套性法规。但是该法目前还缺乏足够的可操作性，在处理侵害未成年人权益案件时很少运用。主要原因是未成年人保护责任不清，一些规定无法落实，对违法行为也没有明确如何处罚。”冯巩对记者说。
全国人大代表、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彭长城同样认为，现行《未成年人保护法》是未成年人保护领域的“宪法”，但这部法律对很多问题只有原则性的定义，缺乏明确的定性和定量，缺乏明确的惩戒措施，导致在涉及未成年人权益侵害的实际案例中缺乏可操作性。
“比如虐童案件，依据《未成年人保护法》却没法定罪，有时只能依据《行政处罚法》等加以惩戒。因此，需要进一步完善《未成年人保护法》，通过制定相关的实施细则和配套法规，确定违法的法律界定和处理细则，更好地维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彭长城代表提出建议。
在此基础上，明确学校义务，对学校建立一定追责机制、增强法律的可操作性、加大对犯罪的打击力度等都成为众多业内专家提及的话题。
健全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体系
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是一项系统性的社会工程，需要形成政府牵头、各部门各司其职、齐抓共管、协作配合的工作机制。在发言中，贺军科委员也提出，加快完善国家监护和救助体系，明确政府在未成年人救助方面的主体责任，在更大范围内推广未成年人社会保护、普惠型儿童福利制度等试点经验。建立未成年人社区保护网络，明确强制报告制度，完善临时监护程序，为困境未成年人提供临时照料，确保他们得到有效监护和及时的救助；加强监管治理部门的协调配合；发动社会力量共同参与等。
作为一名关爱儿童项目专员，山东公益发起人，山东省关爱农民工子女项目专员宋娟在听完贺军科的发言后，感觉很兴奋。她告诉记者，贺军科委员的提议非常切合实际，她特别关注提案中提到的“发动社会力量共同参与”。宋娟特别支持从中央彩票公益金中划拨专项资金，设立未成年人权益保障救助基金。通过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等方式，支持共青团等人民团体，培育相关民间社会组织，为未成年人提供专业化的自护、心理、法律、社区矫正等服务。
宋娟说：“贺军科委员在发言时提出‘要依托学校、社区，动员社会爱心人士开展志愿结对，对进城务工人员子女等需要帮助的未成年人提供关爱帮扶’。以后，我们会联合更多的社会力量共同参与帮扶这些孩子。”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党委书记倪邦文认为，未成年人权益保护是一个综合性的问题，需要用综合治理的思维来解决，需要家庭、学校、政府、社会各个方面来协同推进、共同努力。需要充分运用法律、行政、社会舆论和社会服务等各个方面的手段综合解决。
“在当前这样一个处于转型期，并正逐步向现代国家迈进的社会里，我们要依照政府主导、多元参与的方式，尊重地区差异，利用现代信息手段既针对关爱不足，也针对城市家庭存在的过度关爱问题，进行有效的宣传教育。”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人民大学校长陈雨露对记者说道。
合力构建留守儿童保护网
近年来，伴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农村留守儿童问题日益凸显。有调查显示，目前我国农村留守儿童有6100多万，留守儿童总体规模在不断扩大。
李克强总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高度重视农村留守儿童、妇女、老人和‘空心村’问题”。贺军科委员在大会发言中也指出随着社会的发展变革，我国未成年人成长环境出现的四个问题：监护环节出现空白。农村留守儿童、城乡间流动未成年人中处于缺管、失爱状况的数以百万计；非法侵害未成年人的案件频发。拐卖、遗弃、虐待、伤害未成年人等恶性案件，冲击社会的道德底线，引发媒体和公众的强烈关注；监管力度不够，食品卫生、交通安全等公共事故屡屡发生，非法雇用童工现象在个别地方依然存在；对孤残、流浪儿童等困境未成年人的救助还没有实现全覆盖，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存在比较大的差距。
全国政协委员、著名主持人周涛表示：“留守儿童是个很复杂的问题，面临很多现实状况，比如全国经济发展不平衡，导致教育经费的分配、教育资源的使用不平衡等。军科同志的发言表明这点正在逐步引起全社会的广泛关注。”
周涛委员建议，要“强化一个意识”，“淡化一个意识”。要在留守儿童家长中展开相关的法制教育，使他们明白作为家长和监护人应该承担的法律责任和义务；淡化各个政府部门的边界意识。解决留守儿童问题涉及国家整体经济布局、区域经济发展、流动人口管理、户籍制度、教育教学经费的再分配等多个问题。
“如果各个部门固守责权边界，那么这个问题依旧会长期无解。因此，在国家层面统筹解决留守儿童问题的同时，各个部门需要进一步强调公仆意识，淡化责权边界，形成会商机制，为留守儿童健康快乐成长助力尽心。”周涛委员满怀期待。
作为一个带领全村致富的基层“村官”，全国人大代表裴春亮建议发挥各级党委、政府统揽全局、协调各方的主导作用，形成学校、家庭、社会三结合的保护网，全方位对留守儿童进行关爱、关护、关心。
“解决这个问题需要从一个更宏观的层面去思考，加快农村经济的发展是根本性的。要进一步扶持、支持农村发展，加快新型农村社区建设，使得农村的青壮年劳动力能够在家门口就业，不用再远走他乡打工谋生。针对留守儿童产生的社会原因，从根上解决留守儿童问题。”裴春亮说。
全国政协委员、中青旅董事长张骏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认为，对留守儿童这一特殊群体的关注，要注意两点：一是要理性地看待产生问题的原因。社会各界要更好地聚焦和传递正能量，特别是相关职能部门要加速推进户籍和学籍制度等改革，为留守儿童营造更加良好的成长环境。二是要客观地看待留守儿童中的隔代教育问题。要充分认识隔代教育的利与弊，政府职能部门和社会公益组织可以有计划地介入和开展相关工作，引导家庭建立父母和祖辈相互配合的‘新型隔代教育’，为留守儿童的健康成长发挥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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