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江西省萍乡市政协办公室副主任漆宇晴在春节期间发表的一篇名为《一位80后干部的回乡随笔》的文章，引起了网络热议。这篇文章描述了作者春节回乡看到的赌博和乡亲风物变迁。农村的豪赌是否与打工者回乡有关？故乡真的“病”了吗？
“返乡日记”的盛行
每到春节，就会有相似的段子开始流传：北上广写字楼里的Linda、Mary、Justin挤上火车，陆陆续续回到东北、回到福建、回到广西，名字又变成了桂芳、二饼、狗剩。
今年，随着自媒体的发展，返乡笔记呈现出爆发式增长。回乡的Linda、Mary、Justin纷纷写起了返乡笔记，刷爆了社交媒体平台，也产生了大量的话题。其中，有白描式的“返乡日记”，作者更多的时候陷入了“乡愁”，也有人以旁观的角度，研究审视自己的故乡。梳理这些返乡笔记发现：虽然返乡人的故乡天南海北，千差万别，但是关于故乡礼俗秩序的消失、春节赌局的盛行、天价婚姻的重担等现象，成为了他们笔下重复出现的一个又一个细节。
在这些作者当中，江西省萍乡市政协办公室副主任漆宇晴的“返乡日记”《一位80后干部的回乡随笔》为我们描述了他春节回乡看到的赌博情景和乡亲风物变迁，他在文章中是这样写的：
文章节选
初三早上，村南头老远的就传来打架的吵闹。一打听，原来两夫妻在浙江辛辛苦苦打工一年，老公甚至还差点被机器吃掉了一根手指，好不容易攒下四万块钱回家过年。结果回到村里后两个人第一天晚上就在隔壁邻居家打牌输掉了4000块。输钱后两夫妻都很沮丧，但第二天上午，却又继续双双上了牌桌，想想打工挣钱的辛苦，两个人都卯足了劲要将头天输掉的钱赢回来。就这样，八天之后，四万块钱竟然输掉了三万!看着仅剩的一万块血汗钱，两夫妻你责怪我不该下那么大的注，我责怪你一开始就不该与人赌博，就这么着在大年初三的早上吵得全村人都知道了。
但是吵又有什么用呢?输掉的血汗钱终归已经输掉了，旁观的村民们仅仅叹息两声运气不好罢了，似乎也并不会从他们身上得出什么教育子女的经验来。
现在村子里已经与过去不同了。
很长一个时期，新春里连续十天半月拜年、串门、互吃“春饭”，是乡村里普遍的风景，它甚至承载了或淡或浓的乡情味和礼仪。但现在，从大年初一的中午开始，村子里就基本不见拜年的人走动了。这与我记忆里小时候挨家挨户串门拜年的热闹完全不同。取而代之的热闹场面，出现在了村头村尾几个小店里。那里聚集了成堆的青年人中年人，他们吵吵嚷嚷，挤在三四张简陋的牌桌前，下注，掀牌，并不掩上门，也不回避别人，似乎聚集一起赌博是最平常不过的事情，百无顾忌。路过的村民或者熟视无睹，或者也挤进去挂个角下几注凑个热闹。
这样的情景肯定不是突然出现的，它有个缓慢蚕食村庄里家家户户教育子弟“不许沾染哪怕最微小的赌博”家训的过程。但是究竟从哪一年开始，又从哪一年变得如此肆虐夸张的程度，我却似乎想不起来。
人民日报:尴尬的是找不到更好替代
在漆宇晴的“返乡日记”中，描述了这样一种场景，除了麻将和打牌，很难将一年到头外出打拼、只在春节短暂归家的游子拢到一起。据报道，在一些农村地区，有人甚至在这样的聚会上将一年的辛苦钱输个精光。
为什么麻将和打牌成为占据了这么重要的位置？赌博这种“交际方式”就找不到替代品吗？
在2月18日出版的人民日报上刊登的一篇文章《走出“半熟人社会”需可靠路标》回答了这个问题，“尴尬的是，这种‘交际方式’，即便在亲朋好友之间也似乎找不到更好的替代方式”。
出现这种现象，微观上讲，是农村内部的经济权力发生了转移，年轻人更多成为家庭决策和社会交际的代表。从同一个地方走出去的人，相互间依然熟悉，情感眷恋还在，但大家最重要的资源不在村里，利益关联弱化了，心理距离拉大了，做事方式也不一样了。春节匆匆回乡找不到原来的感觉，只好采取打麻将等便于群体参与、能维持共同体形式，却缺少深入情感分享的交流方式。
如果说，以前的乡土社会是熟人社会，今天的农村用“半熟人社会”来形容可能更合适。如今，农村大量中青年外出务工经商，只在回乡、过年时短暂的互相凝眸，不仅在经济方面失去共振，也带来了沟通障碍，让达成集体共识的窗口期变得更短。
农村赌博是否与过年有关？
过年期间，是那些沾染了城市坏习气的打工者，把赌博的风气带到农村，才把农村搞得“礼崩乐坏”的——如果你认可这种观点，只能证明你不了解中国农村，对中国农村还存有不少幻想，以为这是一片世外桃源。
社会学界对一般赌博的类型、特点、原因、危害以及治理措施，研究得已经很透了。但对于农村赌博，只是置于一般性赌博的研究之中，缺乏专项研究，实证研究则更少。
需要注意的是，农村赌博和过年与否并无直接联系。而通过司法机关的一些判例，可以洞察农村的赌博现象，绝非一时、一群人的问题。浙江公安，曾在09年破获一个庞大的六合彩赌博集团，发现此集团的所有“用户”，都是农村居民。在浙江淳安县汾口镇，至少有100万人次参与过地下六合彩赌博，而汾口镇全镇只有8万人口。
“返乡日记”中还出现了这些现象
在各种形式的“返乡日记”中，还出现了以下这些现象，值得我们的深思和探讨。
1 原有的礼俗秩序在消逝
最先引爆话题的，莫过于网帖《上海女孩跟男友回农村过年，见第一顿饭后想分手》。帖子一出，便引爆了网友热议，故乡、乡村展现出不同的面貌，也为返乡客提供了抒发感慨的契机。把上海姑娘吓住的，可能不仅仅只是一顿饭，而是和这顿饭相配套的一切：破败的房屋，试图说普通话却露出蹩脚乡音的父母，无法忍受的卫生条件等等。
《财经》杂志的记者高胜科在返乡日记《一个病情加重的东北村庄》提到，“田园故乡不止是在生病，而是有关于忠孝道义的一切伦理气息”的消逝。文章提到一个细节：“春节，在家里的老人们生不如死、正遭活罪之时，几个农家妇人在密谋着一场向外省远征的组团‘约炮’：通过微信，她们在陌生的群里与自称‘很有钱’的外地人夸夸其谈”。也正是因为这几句话，网络媒体在转载这篇稿件时修改了标题，《东北村妇谋划组团约炮》。这个有标题党嫌疑的标题，成功地抓住了受众的眼球，继而引发话题。
2 天价婚姻成家庭重担
在安徽淮北做了三年村官的祝文就提到，在农村，彩礼已经成了家庭重负。“在皖北，彩礼低于六万者很少，外加建房、酒席等一系列花销，娶亲的成本，大概不低于25万。”
家在安徽亳州的博士生张雪霖也提到了农村的天价婚姻，“两三年前我的堂弟和表弟结婚彩礼为10万到12万，今年的行情已经普遍涨到15万到16万。而最近家乡口耳相传的就是一个彩礼要20万的故事，家乡的父母们都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
而现在女孩相亲找对象的标准，从过去兄弟多、家族大变成了现在的独子、有钱、父母年轻健在。
过去村民追求多子多福，兄弟多家族大，没人敢欺负，而现在变成“生两个儿子哭一场”。
媒体人程明盛在《被婚姻围困的乡村》一文中，也有相关的描述，“为一条出村路和通户路呼号多年的家乡，正在婚姻大路上铺张着，以金钱堆砌的婚姻墙，将贫寒之家阻挡在婚姻大门之外，将乡村围困成婚姻孤岛。”
3 网吧游戏成集体娱乐
网友@韦物主义就描述，三四线城镇中，娱乐设施匮乏，对于现在的青少年来说，麻将和KTV等娱乐方式对他们吸引力已经有限，但电子竞技游戏正成为10~20岁青少年的集体娱乐方式。这使得三四线城镇网吧体验越来越好。
此外，三四线城市的青年，其生活压力没有在一线城市工作的年轻人重，反而拥有更多可支配的资金。这种环境下，最开始爆发的是小城镇电商。
据阿里报告显示，有的三四线城镇人均网购额度和次数是超越一线城市的，三四线城市也逐渐成为互联网消费的主力市场。
解决之道:社会转型要设立“可靠路标”
如何解决“返乡日记”中出现的这些问题？
正如人民日报撰文指出，所谓文化是一种整体的生活方式。从农村视角看，经济生活的转向，最重要的影响不在经济层面，而是让农村原有的生活方式作为一个整体变得难以运转。
作为文化的生活方式，上有共同的价值目标，下有各种经济社会条件在支撑，三者结合在一起，左右人们的选择。当前农村的半熟人社会，更像是一种过渡形态：价值共同体尚存，但与之配套的经济社会基础发生了错位。从发展趋势来看，一个方向是提升城镇化的质量，让这部分人口彻底被城市吸纳。在不少农村，“至少在县城有套房”已成为结婚标配。从这个意义上讲，“凤凰男”和“孔雀女”能否成为良配要看缘分，而农村现代化和城镇化则注定是同一屋檐下的伙伴。当然，广袤而多样的农村，还有别的可能性，比如江浙沿海一带的农村，在演进到更高生活水准的同时，实现了农村的再组织。
其实，不论城乡，无论社会朝哪个方向转型，都需要为人们的行动建立一些“可靠的路标”，重建一个共同的社会心理基础：规则和制度不只是向熟人允诺的，也预设了那些同在一片蓝天下陌生人的存在。
资料来源：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华西都市报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