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释道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三大思想体系，中国画植根于这深厚的文化土壤中，吸吮着甘甜的乳汁，形成了融汇整个中华民族独特文化素养的艺术体系，故而成就了其在世界画坛上的辉煌。深入研究儒道释经学与中国画创作理论的联系，对于中国画的继承与创新，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儒道的“本体论”与中国画创作的“一画”说
《周易》的宇宙观是“本体论”，而儒道释之思想与《周易》皆有渊源关系，因而“本体论”也是儒道释的宇宙观。《周易》对其“本体论”表述为“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周易系辞上》）。意思是太极是天地未分之前混而为一的元气。这种宇宙根元的元气，主宰着世间万物的生成发展。《老子》将道家的宇宙观概括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老子的“道”是在天地呈混沌状态时就存在的一种物质性实体。“道”孳生的“一”为元气，元气产生阴阳二气，阴阳二气和合产生冲气。阴、阳、冲三气变化为天地人而共生大自然的芸芸万物。
清代中国画大家石涛说：“一画者，众有之本，万象之根。”意思是说“一画”作为造型之线，乃是画家为天地万物传神写照的根本凭借。从哲学意义上讲，“一画”是一条贯通宇宙—人生—艺术的生命力运动的线，这条线的永恒运动和无穷变化，鸣奏出宇宙芸芸万物生生不息的乐章。
儒道的“本体论”与中国画创作的“一画”说，它们的哲学观都蕴涵着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都认为存在是第一性的，意识是第二性的；存在决定意识，意识是存在的反映。中国画艺术属于社会意识形态，画家“以自然为师”，其描绘的自然物如山水花鸟，渗透着他们的思想感情，寄托着他们的理想愿望，艺术地反映了社会生活。透视“本体论”与“一画”说的联系，我们得到的启示是：画家必须把实际生活作为创作的唯一范本。
二、儒道的“阴阳论”与中国画创作的“对立统一”说
“阴阳论”是易经的中心思想。《周易系辞上》说：“一阴一阳之为道”，这里的“道”包含着这样一种思想：阴阳错综变化不已并于变化中生成发展、和谐统一。“道”强调世界的整体性、运动性与和谐性，属于整体平衡的世界观。《老子》的“一气分为阴阳”讲的是阴阳对立；“冲气以为和”讲的是对立统一；“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盈，音声相和，前后相随：恒也”（二章），是在表述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相反相成、相互依存的恒常关系，告诉人们切不可用片面、静止的观点看问题，观察事物要看对立的两个面，不仅要看正面，还要反面，特别要通过观察了解对立的那一面，去了解事物的深刻涵义和本质。儒道的“阴阳论”明确宣示：自然界的一切事物变化现象，无不视当时的时间与空间因素，具备阴与阳对立统一的性质。
自然界万象错布，异彩纷呈，是由阴阳对立统一而造成万物变化流转的结果。对立统一是中国画创作的法则之一，既讲求善于用阴阳因素的变化形成物象对比，使虚实、浓淡、深浅、藏露等在映衬中各得其宜以丰富画面的变化，又讲求阴阳关系的平衡统一，运用视觉美感和立意需要来把握阴阳适度，使阴阳在画面上都有自己适当的位置和层次，从而实现和谐和统一，达到“妙在似与不似之间”的“真画”之境。
阴阳时时调整方得和谐，任何一方过盛，都要考虑用对立的一方制约。如果画得太实、太板、太条理，则为阳性太过，当在属于阴性的虚处、空白处、清淡处、混沌处多下功夫，以阴克阳，以静制动；反之，则以阳克阴，以动制静。如此，方能求得画面的平衡和谐，造成神奇的艺术效果。
中国画创作的“对立统一”说植根儒道的“阴阳论”，探讨二者的联系，至少使我们得到如下启示：在中国画的创作中，无对立则无灵动之韵；无统一则无和谐之美。
三、儒道释的直觉思维与中国画创作的“净心”说
《周易》是儒道释的一条根。《周易》为传统文化奠定了基本的思维方式，包括直觉思维方式。《易传》的“观会其通”，是在整体观的框架之内，强调观察事物与事物之间的统一关系，这是一种直觉思维。
直觉方法是艺术常用的一种认识方法。西汉精通老庄哲学的严君平指出：“无为之关，不言之机，在于精妙，处于神微。神微之始，精妙之宗，生无根蒂，出入无门，常于为否之间，时和之元。”所谓机、关是人的素朴本性与天道相契合的点。天人合为一体，这时的人是纯粹的人，是充分体现人的本性的人。无言无为，无形无名，心境澄净，则体现出了“生无根蒂，出入无门”的内在力量。
具有素朴本性的体验主体，其精神境界应当是“无形无容，简情易性，化为童蒙，无为无事，若痴若聋，身体居一，神明千之，变化不可见，喜欲不可闻，若闭若塞，独与道存”。从人的外表看，如聋如盲，如醉如痴，这时，人的身心已经进入一个入神入定的境界，经过思维的飞跃，可从整体上模糊而直捷地把握认识对象的内在本质和规律。儒家“一以贯之”、“下学而上达”、“反身而诚”的直觉，道家自发状态下的坐忘，佛家“不立文字”、“直指人心”的顿悟，都是这样。
关于飞跃，列宁在《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中，摘录了黑格尔关于“渐进性没有飞跃是什么也说明不了的”论断。列宁、黑格尔关于从量变到质变的变化中必然出现飞跃，是一条普遍规律，其不仅适用于自然领域、社会领域，也适用于思维领域。思维诸方式中的直觉思维，实际上就是艺术创作中的灵感，而这灵感那是艺术创作的神奇的催生婆和独创性的触媒剂。
艺术灵感的产生，是一种“物我同一”、“物我两忘”的亢奋心理状态。周恩来同志在和文艺工作者座谈时说过：文艺创作的经验，可以归结为八个字：即“长期积累，偶然得之”。长期积累，是创作的基础；偶然得之是创作灵感的诱发。
中国画创作十分重视构思。在构思探索中，有的画家由于某种事物的启示而豁然开朗，这就是灵感。灵感的一个特点是爆发式的，实质上是认识过程的飞跃。这是由于作者的苦心探索，达到一定的“火候”，一遇某种机缘，就一点而通。
老子认为，心灵的虚寂状态最容易引发直觉思维。他要求尽可能摆脱各种烦恼的困扰，清除杂念，保持心境平和、宁静。这就是老子说的“致虚极，宁静笃”。中国画的创作，需要心理距离。就是要排除杂念，静心思考，使身心处于无所思虑的状态，如此，创作者才能将思维从向外寻索万物之理转变到向内寻求素朴心灵，并由净化的心灵和恬淡的身心，而获得与天地共游的心理体验，从而领悟到自然之美，在取舍、提炼、概括以及虚构中创作出“超凡脱俗”、“洒脱出尘”的作品。郑板桥讲，我画竹，眼睛所看到的竹子和胸中的竹子已经不是一回事了。这就是说他画的竹子已经典型化了。
对儒道释的直觉思维与中国画创作的“净心”说进行分析，我们悟出了这样一个理：长期的生活积累，平和宁静的心境，是偶得精妙构思的前提条件。
中国画因负载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意义和内涵，故而存在着长于综合而弱于分析的阴性偏向，这就造成了其在与现代艺术体系的交流中保持了一种难以对话、沟通的地域性特色。在中西文化大融合的今天，我们应当坚持继承和创新，既要引导传统向现代方向变化，使中国画文化精神得以在当代艺术中薪火相传，又要深入探讨儒道释经学与中国画创作理论的联系，以期为拓展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自由往来的创作空间铺路搭桥。作者：刘树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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