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联是中国特有的艺术形式,是传统习俗的一部分,每年春节时,家家户户都要贴对联,希望新的一年风调雨顺。对联的出现要追溯到五代十国时期,相传是后蜀的国君孟昶发明的,需要一定的文字功底,不需要完全押韵,但是要有基本的平仄,区分上下联,他的源头可能是律诗或者骈体文。
对联是古代学子们互相考量的一种方式,同时具有娱乐性,一些长辈也会用它考察后辈,因此,一些千古名对也是一段佳话,最著名的对联之一便是刻在东林书院门上的那一句: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这是明朝东林党的魁首顾宪成写的,用来勉励天下学子,好好读书、报效祖国。而我国还有一位大才子也十分喜欢对联,但是却很少有人关心。
苏轼是宋朝的大词人,也是真正意义上的全才,无论是写词还是作画亦或书法,都是当时的顶尖,同时,他也喜欢对对子。在苏轼晚年,因为被贬地方做官,苏轼也就慢慢放下追求权力,转而寄情山水,放飞自我。有一次,他感觉无聊,想要出去游玩,便到寺庙去找佛印,佛印恰好不在,苏轼只好败兴而归,行至街上,觉得口渴难耐,但是囊中羞涩,忘了带钱,于是找了家铺子讨水喝。
过去的商人对读书人都是很推崇的,何况苏轼又是有名的大文豪,就希望苏轼为他写一副对联挂在门口,希望增加点生意,苏轼一听,觉得无妨,顿时就让老板拿笔来。因为老板开的是染布坊,所以苏轼就写了一个对联:不论粗细长短,一律欣然接受;且看干进湿出,只论深浅讨钱。看到对联,老板顿时觉得很妙,染布做生意不就是这样吗,无论大的小的,都是干的进去,湿的出来,按颜色深浅以及布料尺寸给钱。
关于这种故事还有一些,比如苏轼早年间有些狂傲,就写了一副对联:识尽天下字,读尽人间书。可以说是非常自信,后来一位老者听说了这件事,就拿着一本书给苏轼看,苏轼发现自己一个都看不懂,于是很羞愧,老者走后就将对联改成了发奋识尽天下字,立志读尽人间书,成为一段佳话。
由此可见,苏轼对对子的能力还是很强的,但是为什么少见人提起呢?首先是因为对联在文学上的地位不高,从五代开始兴起,到北宋尚未经历多少时日,底蕴不深,况且对联在当时读书人看来是消遣用的,既没有骈体文或者律诗的要求,就是押韵、对仗、用典等等,也没有成为官方考试的形式,只是出于个人爱好而存在。
诗词歌赋都能出书、成为文集,但是很少有人会把自己的对联写在书里,诸如郑板桥这样擅长写对联的大家,也不曾收录对联在文集中,可以说,对联在古代文人眼中始终是上不得台面的“小玩意”。
其次是苏东坡的自身因素,因为他太有才了,诗词歌赋无所不通,样样都比别人出色,这些卓越的成就掩盖了他在对联方面的表现。提起诗,苏轼是博大奔放,自成一家;提起词,苏轼是豪放派的代表,立刻就有“大江东去浪淘尽”的意境,独树一帜;提起画,他是“文湖竹州派”的一员;书法方面,有:“苏黄米蔡”宋四家。相较而言,对联也有人收集,但是不如其他方面这样耀眼。
单从对联本身来说,苏轼是很有天赋的,例如在面对辽使者是时就对过一联:三光日月星,四德元亨利。这一下联对仗工整,而且用到《易经》的一些内容,四德原本是说:元亨利贞,但是由于需要避讳宋仁宗赵祯的名讳,所以不提,既巧妙又有留下余地。
除了很高的艺术价值,苏轼的对联还具有很强的趣味性,例如他和王安石的对联,上句是此墙东坡斜矣,苏东坡给出下联:是置安石过也。既把人名带进去,又不显得牵强,语带双关,应情应景,非常有趣。笔者以为,苏东坡的一些对联故事尽管看起来有些传奇,但是这恰好表明了苏东坡的才华,而他在对联方面也有很深的影响,把机智与文采体现的玲离尽致。
参考文献:《宋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