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联是中国特有的艺术形式，是传统习俗的一部分，每年春节时，家家户户都要贴对联，希望新的一年风调雨顺。对联的出现要追溯到五代十国时期，相传是后蜀的国君孟昶发明的，需要一定的文字功底，不需要完全押韵，但是要有基本的平仄，区分上下联，他的源头可能是律诗或者骈体文。
对联是古代学子们互相考量的一种方式，同时具有娱乐性，一些长辈也会用它考察后辈，因此，一些千古名对也是一段佳话，最著名的对联之一便是刻在东林书院门上的那一句：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这是明朝东林党的魁首顾宪成写的，用来勉励天下学子，好好读书、报效祖国。而我国还有一位大才子也十分喜欢对联，但是却很少有人关心。
苏轼是宋朝的大词人，也是真正意义上的全才，无论是写词还是作画亦或书法，都是当时的顶尖，同时，他也喜欢对对子。在苏轼晚年，因为被贬地方做官，苏轼也就慢慢放下追求权力，转而寄情山水，放飞自我。有一次，他感觉无聊，想要出去游玩，便到寺庙去找佛印，佛印恰好不在，苏轼只好败兴而归，行至街上，觉得口渴难耐，但是囊中羞涩，忘了带钱，于是找了家铺子讨水喝。
过去的商人对读书人都是很推崇的，何况苏轼又是有名的大文豪，就希望苏轼为他写一副对联挂在门口，希望增加点生意，苏轼一听，觉得无妨，顿时就让老板拿笔来。因为老板开的是染布坊，所以苏轼就写了一个对联：不论粗细长短，一律欣然接受；且看干进湿出，只论深浅讨钱。看到对联，老板顿时觉得很妙，染布做生意不就是这样吗，无论大的小的，都是干的进去，湿的出来，按颜色深浅以及布料尺寸给钱。
关于这种故事还有一些，比如苏轼早年间有些狂傲，就写了一副对联：识尽天下字，读尽人间书。可以说是非常自信，后来一位老者听说了这件事，就拿着一本书给苏轼看，苏轼发现自己一个都看不懂，于是很羞愧，老者走后就将对联改成了发奋识尽天下字，立志读尽人间书，成为一段佳话。
由此可见，苏轼对对子的能力还是很强的，但是为什么少见人提起呢？首先是因为对联在文学上的地位不高，从五代开始兴起，到北宋尚未经历多少时日，底蕴不深，况且对联在当时读书人看来是消遣用的，既没有骈体文或者律诗的要求，就是押韵、对仗、用典等等，也没有成为官方考试的形式，只是出于个人爱好而存在。
诗词歌赋都能出书、成为文集，但是很少有人会把自己的对联写在书里，诸如郑板桥这样擅长写对联的大家，也不曾收录对联在文集中，可以说，对联在古代文人眼中始终是上不得台面的“小玩意”。
其次是苏东坡的自身因素，因为他太有才了，诗词歌赋无所不通，样样都比别人出色，这些卓越的成就掩盖了他在对联方面的表现。提起诗，苏轼是博大奔放，自成一家；提起词，苏轼是豪放派的代表，立刻就有“大江东去浪淘尽”的意境，独树一帜；提起画，他是“文湖竹州派”的一员；书法方面，有：“苏黄米蔡”宋四家。相较而言，对联也有人收集，但是不如其他方面这样耀眼。
单从对联本身来说，苏轼是很有天赋的，例如在面对辽使者是时就对过一联：三光日月星，四德元亨利。这一下联对仗工整，而且用到《易经》的一些内容，四德原本是说：元亨利贞，但是由于需要避讳宋仁宗赵祯的名讳，所以不提，既巧妙又有留下余地。
除了很高的艺术价值，苏轼的对联还具有很强的趣味性，例如他和王安石的对联，上句是此墙东坡斜矣，苏东坡给出下联：是置安石过也。既把人名带进去，又不显得牵强，语带双关，应情应景，非常有趣。笔者以为，苏东坡的一些对联故事尽管看起来有些传奇，但是这恰好表明了苏东坡的才华，而他在对联方面也有很深的影响，把机智与文采体现的玲离尽致。
参考文献：《宋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