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阿克苏地区历史悠久，是古代丝绸之路中道上重要的交通地段，境内由东向西曾是汉唐时期的龟兹、姑墨、温宿等城邦国属地，此地域繁衍了璀璨的龟兹文化和多浪文化，是今天阿克苏地区重点打造的两大文化品牌。
而古代的龟兹地区，又囊括西边今天的阿克苏地区，东到焉耆一带，南到阿拉尔市以南，北到天山一带。汉代的安西都护府和唐代的西域都护府，均都设置在龟兹境内的城池，由此奠定了龟兹在西域的核心地位，成为西域经济、政治、文化的中心地域。
由于汉唐时期的经济繁荣，加强了西域与中原的经济往来，各种手工技艺也随之传入西域，而西域的手工技艺也传入中原，这种相互交融的商贸和经济状况，势必造就了龟兹手工艺人争鸣西域的场景，也以此成为西域文化的代表之一。
今天，我们就从阿克苏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来探讨和追寻西域手工艺人的传承和发展，以及对今天社会的影响，产生的社会价值和意义。
01、阿克苏地区非遗项目，见证了西域时期民间技艺繁荣
据阿克苏地区文化馆统计显示，截止，阿克苏地区列入地区级、自治区级和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共计有141项，其中地区级91项，自治区级41项，国家级9项。县（市）级的非遗项目，我们就不再罗列。
这些非遗项目的内容，具体包括了民间文学、民间音乐、民间舞蹈、杂技与竞技、民间美术、传统手工技艺、民俗、传统医药等等。如果详细地探寻这些非遗项目的历史，可以说实在太广泛了，毕竟涉及到几十个领域，每个领域就是一门文化和历史学科。
龟兹的名字，最早见于古印度孔雀王朝阿育王（公元前273至公元前232年）时的《阿育王息子坏目因缘经》。国内史籍最早见于《汉书》。汉宣帝时期，龟兹是西域三十六城邦诸国之一。在后来是史料中多称龟兹，也有其他名字，这里就不过多说了。
从龟兹的历史中，我们就可以看出阿克苏地区的历史变迁，并能从非遗项目中查寻到历史延续的足迹。比如国家级非遗项目，库车市的赛乃姆和民歌、新和县的维吾尔族乐器制作、拜城县的维吾尔族帕拉孜技艺、阿克苏市的维吾尔族却日库木麦西热甫和阿瓦提县的刀郎麦西热甫等，这些都存在着历史的延续性和传承性。
比如，库车赛乃姆。新疆著名维吾尔族学者，研究员阿不都守库尔·穆罕默德伊明在《西域石窟艺术》一书中说：龟兹人人“能歌善舞”、“在歌舞之乡中排在首位”，“龟兹曾出现魏度萨卡，苏祗婆，白明达等杰出的音乐家。苏祗婆和白明达在长安的活动为隋唐时期的音乐，他们为舞蹈艺术做出了显著的贡献。
库车赛乃姆平常在库车麦西来甫表演，歌声转入赛乃姆曲之后男女表演者成双成对，跟着歌曲时而转来转去，时而退步相望、舞步相配。赛乃姆主要是跟随手鼓的节拍，以《鲜花开放千万朵》、《你就是我的心上人》等库车民歌为基调而转入高潮。
如今，无论库车赛乃姆、库车民歌，还是阿克苏市的却日库木麦西热甫、阿瓦提县的刀郎麦西热甫，这些舞蹈的来源，我们可以在克孜尔石窟、敦煌石窟的壁画上找到古人载歌载舞的场景。
在手工技艺方面，比如新和县的民族乐器制作，新和县加依村民间艺人制作的乐器主要有热瓦普、都塔尔、弹布尔、艾捷克、萨塔尔、达甫（手鼓）等，制作时均用自制的工具进行手工制作，所制作的乐器音乐优美，装饰图案古朴美观。
从龟兹壁画上看出，这些乐器的制作，完全没有脱离龟兹乐器的原型和种类，只是手工艺人在传承中稍微做了改进而已，也许这样更适合民族特色。
我们知道，龟兹乐器包括：竖箜篌、琵琶、五弦、笙、笛、箫、篦篥、毛员鼓、都眃鼓、答腊鼓、腰鼓、羯鼓、鸡籹鼓、铜钹、贝、弹筝、候提鼓、齐鼓、檐鼓等二十余种常用乐器，其中的琵琶、笛、箫等乐器都是中原传入西域的。
如今的维吾尔族乐器，主要以热瓦普、都塔尔、弹布尔、卡龙、艾捷克、萨塔尔、胡西塔尔、唢呐、达甫（手鼓）、纳格拉（铁鼓）等十余种乐器为主。古今乐器的不同，两者弹奏出的声音也不一样，有些现代乐器还保留着古龟兹乐器的韵律。
不难看出，与龟兹乐器相比，今天的维吾尔族乐器就是传承和延续了古代乐器的特点，新疆的民间手工艺人根据古代乐器的形制，从而创造出了属于现今的维吾尔族乐器。
再比如，库车的灰陶或喀什地区制陶手工技艺，这些都来源于古代中原技艺的传入，毕竟中原制陶技艺由来已久，至少有三千年以上的历史，中原制陶的雏形则来自于原始社会人类发展时期。后来，随着丝绸之路传到了西域。
由此证明，新疆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仅依靠了本地域社会经济的发展，还大大吸纳了东西方手工技艺的精髓，最终形成了具有新疆特色的文化技艺。
02、新疆很多历史记载，反映西域手工艺人的发展
西域人心灵手巧，不仅能轻歌曼舞，手艺也是一绝。就是到了现在，新疆一些手工艺人的绝活，也会让人瞠目结舌。
唐朝统一西域后，在农牧业发展的基础上，绿洲城镇高昌、于阗等地的手工业也得到显著发展，手工业种类发展迅速，主要体现为纺织业、建筑业、采掘冶炼业、造纸业、酿酒业等行业的发展。他们的产品主要用来“外销”，手艺的粗糙就会断了生计，丝毫马虎不得。
因不缺动植物纤维，纺织一直是西域手工艺人的主打品牌。西域的纺织业主要是丝织业、毛织业、棉布织业和麻织业。《唐六典》载西州盛产白毡，“毡者，棉布也！”棉花种植在西域较为广泛，不过东传的时间相对较缓。《农政全书》记载:“汉唐之世，远夷虽以木棉入贡，中国未有其种，民未以为服……宋元之间，始传其种如中国……盖此物出外夷……关陕接西域故也。”
这些史料记载中明确认为，木棉是从西域传入内地的。有专家研究表明，木棉是从云南传入内地，而草本棉花则兴于西域之地。因气候等方面制约，棉花在内地发展较为迟缓。
在玄奘西去取经的经历中，多次记述了所经西域诸国的衣着，比如，记载今天的阿克苏地区“细毡细褐，邻国所重”、喀什地区“出细毡褐，工织细氎”，说明了唐代西域诸国纺织业的盛行情况。
再比如，我们以于阗（今和田）地区为例，在唐代于阗地区的丝织业已经非常发达，各村镇都经常将丝织品作为贡赋，在策勒达玛沟一带出土的“汉文于阗文双语文书”就有相关记载：“于阗某王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至十二月二十一日，六城百姓纳进奉丝织品。”
由此看出，在这几天之内，于阗当地居民就向政府缴纳了几十丈丝绸，可以看出其丝织业的发达情况。西域丝绸起源于中原南方，当地民间一直有《丝国公主传蚕桑》的故事。
更具有特色的是，唐代西域的棉花生产和棉纺织业有了显著发展，在一些地方棉纺织品逐步代替毛纺织品，成为西域民众的主要衣料。《唐天宝六载（公元747）四月交河郡仏寺给家人春衣历》中记载，当地佛寺花钱为奴婢购买棉布缝制春衣的情况：“家人春衣，谨以为案，请僧连署。”
从中可见，连普通民众包括寺院奴婢都着装棉布，说明了唐代西域地区棉布广泛成为民众的衣料来源，已是不争的事实。而且在于阗东北巴拉瓦斯特遗址（今策勒县一带）出土的文书表明，至唐代中期棉布即绁花布已经成为当地民众缴纳赋税的实物之一。西域的棉花就如内地的茶叶，都是地方特产，当然要缴一定的“特产税”。
在《交河郡市估案》记载中，棉布是主要的商品之一，棉布价格分为“三等九级”，反映了西州地区棉布品种多样，花色繁多。吐鲁番出土文书《唐叠布袋帐历》记载了西域向内地大量输送棉布的内容：“叠布袋贰佰柒拾口……八月卅日付怀旧府”。
另外，与纺织业相关的是印染业，唐代吐鲁番等地的印染工艺被称为“造花布”，在出土的织物中有不少印花实物。当时的印花技艺可以分为三类，即“直接印花法”“拨染印花法”和“防染印花法”，也有专业的染色匠户。
西域纺织与印染对内地是否有影响，目前尚无法得出确凿证据，但由于地缘关系，二者之间不可能没有联系。如果追溯历史源头，其实西域与中原的沟通，早在张骞之前就有商贸往来了，只不过张骞以官方的身份疏通了丝绸之路而已。
再者，吐鲁番市阿斯塔那三五号墓出土的《唐绁布账》中，不仅反映了七世纪西州棉布的广泛使用，且有“绁两端付皂家王阿阇利妻”的记录，反映了以“皂家”为代表的染色业兴盛的情况。
应该说明的是，那家店的老板是汉族人，其名“阿阇利”，显然已经有些“胡化”了。像那样的人家，在西域还有很多。有这么多汉族手艺人在西域，很多手工技艺上的交流就不可能避免了。
如今，不管是阿克苏地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还是新疆境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它们都在继承和延续古代民间技艺的基础上，成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并在时代发展进程中闪耀着文化的光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