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沟桥事变的发生有偶然性和必然性
1937年7月7日下午，驻北平丰台的日本华北驻屯军第三大队第八中队，在中队长清水节郎大尉的带领下，在卢沟桥以北永定河东岸宛平城附近回龙庙地区演习。19时30分开始夜间演习，其内容是：“从龙王庙（即回龙庙，下同，引者注）附近到东面的大瓦窑，向敌人的主要阵地前进，利用黄昏接近敌人，然后黎明时进行突击。” 22时40分左右，从日军演习阵地传出枪声，日军称一名士兵失踪。枪声过后不久，中日双方就日军失踪士兵问题进行交涉。日军要求进城搜寻失踪士兵，遭到中方拒绝。事实上，在中日交涉前半小时，日军失踪士兵志村菊次郎已经归队，但日方仍坚持进宛平城调查。7月8日5时30分，日军从沙岗炮击宛平城。至此，7日晚开始的卢沟桥事变，揭开了中日全面战争的序幕。
表面上看来，卢沟桥事变的发生是由日军演习时的“枪声”而引发的，至今为止并未发现有关“枪声”来自何方的详实史料，因此，卢沟桥事变作为个案，它的发生可能具有偶然性。但是，有如下事实可以说明，卢沟桥事变的发生在很大程度上与日本的侵华政策相关。并且，这一事件很快导致了日本的全面侵华战争，因此，从历史的演变过程来看，卢沟桥事变的发生又带有必然性。首先，事变中的日本驻屯军来自丰台，而丰台并非驻屯军的合法驻地。据1901年《辛丑条约》规定，包括日本在内的外国军队可以在使馆区和黄村到山海关铁路沿线若干处驻扎军队。1902年，日本“清国驻屯军”（后称中国驻屯军）为1650人，至1936年增兵后达5000余人。因丰台是连接平汉、北宁铁路的交通枢纽，战略地位十分重要，驻屯军不顾《辛丑条约》的限制，于1936年5月起在丰台强行建造兵营。不仅如此，当年发生两次丰台事件，驻屯军把第二十九军在当地的驻军全部赶走。卢沟桥事变发生时，日本军队正是由丰台派出的。时任日本陆军参谋本部作战部长的石原莞尔后来也承认：“我想（将通州驻兵的计划改为在丰台驻兵）终于构成了卢沟桥事件的直接动因。”
其次，事变发生后日本采取了扩大战争的方针。卢沟桥事变发生的第二天，日本陆相杉山元大将即命令京都以西各师团延期两年复员；海军部也做出“准备好机动兵力，以备对华紧急出兵”的决定。虽然日本内部存在着“扩大派”与“不扩大派”的争论，但从7月11日内阁公布《向华北派兵声明》后，“不扩大派”的声音完全被“扩大派”的声音淹没，陆海军均做出了扩大战争的准备。杉山元甚至认为：“事变大约用一个月的时间可以解决。”卢沟桥事变发生后，中日两国进行了短暂的交涉。一方面是驻屯军与第二十九军的现地交涉，一方面是日本驻华总领事馆与国民政府外交部的交涉。交涉期间，日本不间断地向中国派兵，同时，国民政府也派兵北上。7月28日，日军向北平中国军队发动总攻，很快占领了北平，随后占领了天津，开始沿平绥、平汉、津浦铁路向华北各地扩大战争。
中国方面，中国共产党与卢沟桥事变后不久发表通电，号召“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谈话，提出“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8月22日，中国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年底，南方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公开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23日，蒋介石发表《对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谈话》，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局面形成。
七七事变的发生，不是偶然事件，也不是局部冲突，而是日本军国主义蓄谋已久的扩大对中国侵略的关键环节，是日本全面侵华政策的必然结果。日本为摆脱和转嫁1929年至1933年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在实施“开发满洲”五年计划的同时，把华北作为掠夺资源的目标，妄图把华北变成第二个“满洲国”。
1933年，日本参谋本部在《华北方面应急处理方案》里就明确提出“依靠关东军之武力继续实行强压，以此为基调实施相应的对华北的方策，使现华北军宪真正屈服或导致其瓦解。”1936年，日本内阁制订《第二次处理华北纲要》，把侵占华北上升为国策。日本陆军省在修改1937年度对华作战计划时，规定“在华北方面使用5个师团，必要时可再增加3个师团，用以占领平津地区和华北五省”。日本驻屯军非法占领丰台之后，组织指挥官看地形，拟方案，频繁实施挑衅性军事演习，而且演习由开始时的每月或半月一次，发展到每三五天举行一次，为武装入侵华北作准备。
日本对七七事变称谓的3次变化，很能说明问题。开始日方亦称“卢沟桥事变”，数日后就改称为“华北事变”。随后，日本内阁会议决定把“华北事变”改称为“中国事变”。透过这些步步升级的变化，日本对中国的图谋昭然若揭、暴露无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