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容体现在三个层面:国家追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社会要求自由、平等、公正、法制,公民讲求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它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高度凝练和集中表达,对进一步促进国家主流价值观的形成、凝聚全国人民的思想共识、确保社会发展的正确方向有着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和引领作用。大学生作为国家新一代公民,在迈入社会之前牢固树立起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才有可能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建功立业。正如习近平在北京大学发表的《青年要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讲话中所指出的:“青年处在价值观形成和确立的时期,抓好这一时期的价值观养成十分重要。这就像穿衣服扣扣子一样,如果第一粒扣子扣错了,剩余的扣子都会扣错。人生的扣子从一开始就要扣好。”[1 ]然而相关调查数据表明,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识还比较模糊,基本现状不容乐观。西安邮电大学和西安文理大学的抽样调查显示,基本知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内容的学生为 60% ,不太了解的为 34 % ,不知道的为 6 % [2 ]。在云南农业大学的抽样调查中,比较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的学生仅占 6%,一般性了解的占 67%,不了解的占 27%[3 ]。在广西四所高校的抽样调查中,关于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提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容”,只有 8.9%的学生表示“非常懂”,有 36.1% 的学生表示“知道”,还有 38.3%的学生表示“模糊”,16.8%的学生表示“不知道”[4 ]。在山西财政大学等高校的抽样调查中,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知晓主要来源于网络、电视和报纸,比重分别为 68%、27 %和 5%[5 ](P5 )。
这些调查数据说明两个问题,一是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识需要提高,二是高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工作有待加强。应该通过全方位、多方面的努力,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使大学生形成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定不移、努力实践的看法和观点,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要实现这一目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路径考量至关重要。目前,高校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主要是通过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路径展开。不可否认,思想政治理论课作为高校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主渠道,对大学生提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知发挥了较大作用,但从实际效果来看,与预期目标还存在较大差距,其主要原因就是思想政治理论课在内容、氛围、方法、教师等方面的局限,影响教育效果。以华中师范大学为例,对学校思想政治教育接受状况评价为一般的学生有 83% ,评价为差的有 10 %左右,评价为良好的只有 3%;在将思想政治理论知识和道德规范转化为自身的行为方面,认为能全部践行转化的学生仅有 2%,认为能部分践行的有25 % ,而认为很少践行和几乎不践行的高达 73%[6 ] 。河南 5 所高职院校在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认同的专项调研中,很多学生认为核心价值观的实质很难理解和掌握,而政治理论课中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关内容的讲解存在不够明确、不够重视、办法不多等问题,有69%的学生认为课堂教学内容单一,老师的教学方式较为枯燥,教材内容较为晦涩,很难引起自己的学习兴趣[7 ]。这些数据虽然不能反映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效果的全貌,但至少可以说明仅仅依靠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单一路径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有着较大的局限性,教育效果不理想。思想政治理论课在教育上的外施性、启动上的单一性、形式上的说教性,很难引发学生的共鸣,难以深入人心。换一个角度看,单纯强调显性教育路径模式而忽视隐性教育路径模式的做法,也是导致教育效果不够理想的根源所在。因此,探索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路径,考量培育路径选择的理论依据,确定培育路径中的内化基点与外化重心,
已成为提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效果的重要课题。一、培育路径考量应该以接受理论为依据以往高校核心价值观教育中培育路径的选择基本上是以提高学生的认识为开端,忽视了学生通过社会体认、环境契合所产生的情感认同,致使教育效果不理想。考量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路径,应该依据思想政治教育的接受理论,以学生的接受需求为前提。接受理论产生于 20 世纪 60 年代的德国,属于西方文学研究中新兴的方法论之一。接受理论兴起后,很快在欧美国家传播,应用领域也不断扩展。我国从 20 世纪 80、90 年代开始引入接受理论,并开创性地应用于思想政治教育领域。20 世纪 90 年代初出版的《思想教育接受学》对“接受”的定义进行了界定,即:主体(受教育者)在外界环境影响下,尤其是在教育的控制下,选择和摄取思想教育信息的一种能动活动;人的思想政治品德是在社会环境影响、教育控制和个人主观能动性三者相互作用的过程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8 ]。思想政治教育的接受具有三个明显特征:首先是内容的特殊性及与社会环境的密切关联性,所接受的价值认识成果,既源于自身需要的认知,更多的是对社会的体认,当接受内容的价值与社会环境的实际相契合时,受教育者就容易接受,反之则会产生逆反和抵制心理;其次是更容易受到情感、意志等非理性因素影响,只有当受教育者在情感、意志等方面引起对相关内容的强烈认同才会引导接受行为诸环节的顺利实现,进而得到巩固和提升;再次是接受方式呈历时性和多端启动。历时性是指接受行为诸环节的连续和递进,多端启动则是指受教育者的接受开端会因为其心理特点的差异而不同,或从认识过程开始,或从情感过程开始[9 ]。思想政治教育接受理论认为,在教育控制和社会环境一定的条件下,受教育者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对接收效果的影响最为关键,而受教育者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又以其接受需求得到满足为前提。这种需求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接受内容的需求,
二是对接受方式的需求。从接受内容看,当代大学生对思想教育的需求总体上与党和国家的期望是相一致的,在天津七所大学的调查中,95%的学生认同“民主”、“自由”、“富强”、“法制”、“文明”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10]。从接收方式看,多数大学生对“被灌输”有一种本能的逆反,在关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模式的一次抽样调查中,喜欢校风感染、社会公益、言传身教、社团聚会、景观熏陶、日常管理等路径的学生比重分别为 87 .6% 、77.2%、69 .3% 、64.9%、57 .7% 、51.2%[11](P130)。思想政治教育接受的特征和受教育者的需求决定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不能单纯地依靠显性教育的路径模式,应更多地运用隐性教育的路径模式。因为显性教育的路径模式不能有效解决价值承诺与社会现实反差所引起的受教育者的心理困惑,也难以对受教育者的情感意志形成比较大的冲击力,而隐性思想政治教育的路径模式因为其“主体的全员性、客体的自主性、资源的广泛性、路径的多重性、方法的间接性”特点[11](P34_35),使其具有显性思想政治教育所不具备的优势,通过潜隐内容、迂回施教、自主感受等方法,将显性思想政治教育的导向功能与隐性思想政治教育的陶冶功能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使学生在特定的教育环境中完成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正如苏联教育学家苏霍姆林斯基所言,“教育者的教育意图越是隐蔽,就越是能为教育的对象所接受,就越能转化成教育对象自己的内心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