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这是后世文人经常提到的一句话，其实反映的是孔子的“义利观”。
这种“义利观”在孟子的时候就被改变了，实际上后世文人更为认可孟子的观点。
孔子：君子固穷与义利并存
首先要说明的是，中国古代的思想中，“利”并不仅仅指金钱财物，更是指人生处境，凡是好的一面都可以说是“利”，而“义”也不仅仅指道德，而是指“大义”、“道义”。
孔子在《论语·述而》中说：
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仔细分析的话就会知道，这句话前后是递进关系。即前半部分是铺垫，后半部分才是主旨。
前半部分里，孔子描述的是一种状态，“疏食饮水”其实和“陋室单瓢”差不多的含义，都是讲在物质生活的质量上并不太好，甚至很差，只不过说得较为委婉。
而这样的生活状态里，就是“君子固穷”的表现。
君子因为不会曲意逢迎，也不会结党谋利，所以在生活中处处碰壁就是常态，这是一贯如此的现象。所以就会出现“安贫乐道”的心态，也是君子自我修养的一种体现。
“穷”，不仅仅是物质上的贫苦，还有精神上的困顿。
而与“贫困”对比的就是“富贵”，所以才引出了后半部分，不是通过正当手段而获取的“富贵”，君子不取。
这句话其实包含两重含义，一个是字面意思，富贵的获得需要有合乎道义的途径。而第二重含义也在这句话中，需要反过来思考。
既然不合乎道义的“富贵”君子不屑，那么合乎道义而得来的“富贵”就是可以享受的。
这样的观点在《论语·述而》中有佐证：
子曰：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
是说，如果“富贵”，或者说利益的获得渠道是合乎道义的，即使身份不高，“执鞭之士”多指随从、差役，那么也没有什么好羞愧的。
从这里可以看到，在孔子的思想里，“义”是第一位，而“利”是要后于“义”的。
但是他并不否认“义”、“利”可以并存，可以同时得到。
这种“义利观”在孟子的时代里，被扭转了。
孟子：何必曰利与舍身取义
孟子是对孔子儒家思想进行的第一次大改动，让这种尤为关注道德、教化的学说拥有了政治实践的可能性。
其中包括将“仁”发展为“仁政”等，而“义利观”的变动也是其中之一。
不同于孔子的“义利”并存，孟子将“义”与“立”对立起来，取其一，必舍其一。
在孟子看来，“利”和“义”是不能并存的，如果要追求“义”，那就必须要舍弃一切“利”；反之，如果要追求“利”，那就说明私心太重，不符合“义”的要求。
孟子去见梁惠王，梁惠王问他：
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
孟子回答道：
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
孟子在之后还引申出来各种情况，王说“何以利吾国”，贵族就会说“何以利吾家”，士、庶人就会说“何以利吾身”。
那么，当所有人都追求“利”的时候，“道义”又置于何地呢？如此一来，亡国毁家之祸就不远了。
这是孟子的“义利”观念，后世经常推崇的“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就是由此而来。
从中可以看到，孟子的“义利”观实际上是针对上层社会来说的，只要使得上层社会将“义”放在第一位，而不考虑个人之“利”，那么在风行草偃、上行下效的社会状态里，整个国家都会形成“重道义”的品质。
这种“义利观”实际上和孔子的想法殊途同归，都是在强调“义”的重要性。
只不过孔子所针对的人不仅仅有上层社会，还有普通人，“执鞭之士”等等地位不高的行业同样可以有自己的“义”，自然也可以追求“利”。
而孟子将“不义而富且贵”扩大了，排斥所有对“利”的追求，将“义”和“利”完全对立起来，这就形成了传统社会当中的“义利”观念，影响极为深远。
从实际来看，孔子的“义利观”虽然可以解读成“有所为，有所不为”，但这个标准是模糊的，缺少可行性。
“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在当时作为一个座右铭，或者作为一个口号来说还可以起到激励的作用，但因为标准的模糊性，“义”与“不义”的界限并不分明，所以需要被改善。
孟子将“不义”和“利”联系起来，为“义”这一追求设立了一个明确的对立目标，虽然偏激了一些，但总体来说还是积极意义更大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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