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同事的入党申请书和自传书因为不符合要求，被要求重新写。
一是要手写，不能电脑打印。而我单位的那个同事是直接打印的，所以不符合要求。
二是自传要写明直系家属情况，如出生年月，工作单位，政治面貌等。而我单位的那个同事只写了父母的情况，亲姐亲弟和爷爷奶奶的没有写。
三是自传要详细把自己的情况写清楚，包括从小学到大学读书情况，哪年哪月在哪里读书，证明人是谁等。而我同事只把初中高中和大学的写了，没有把小学的写上。
四是如果参加工作了，自传里面还要把每份工作的情况写清楚，哪年哪月在什么单位工作等。而我同事中途换了三份工作，但是只写了目前所在单位的工作情况。#翻开我的生活日记# #乘风破浪的人生# #我在头条搞创作#
#芜湖头条# 寻求进步的坎坷路
《白水泉自传》（连载二十一）
我们那个时代的人，追求积极向上。寻求进步，在政治生活上有三件大事：一是少年时候加入少先队员；二是青年时候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三是加入中国共产党。
生活在无为县人民武装部时，就读于无为县杏花泉小学。家庭兴旺发达，生活蒸蒸日上。达到加入少先队年龄，如愿以偿地加入了组织。实际上，就是鼓励少年儿童积极向上。绝大多数人都能加入，戴上鲜艳的红领巾。
高中读书，从1971年到1972年，两年时间。招生时，因为年龄跨度比较大，悬殊也大。刚进高中，同班同学中，有的生活在农村乡镇。高中报名的时候，就已经是共青团员了。入学时，同时转来了团组织关系证明。那是十分荣耀的人，全体学生都非常仰慕。更加突出的有三位同学，在入学报名的时候，还转来了中国共产党党员证明。那是令我们意想不到的，也就成为了我们的楷模，感觉天壤之别。高中阶段，正是入团的年龄。绝大多数同学，都积极要求进步。一批又一批，同学加入了共青团组织，参加各种丰富多彩的活动。
在其他同学的影响下，我也写了入团申请书。交给班级的团支部书记。可是，有的交得比我早、有的同时、有的比我还迟，都能够幸福是迈进神圣的殿堂。光环闪烁，令人神往。也不记得写了几次申请书？我仍然被阻隔在共青团大门之外。经常反思自己：从要求进步的程度来说，算是很积极的。只要是班级或学校有什么公益活动，都能够积极参加，在活动中表现很好。为人处事方面，平时与同学们很团结。融为一体，受到同学们的欢迎。没有与同学争得面红耳赤，让同学下不了台。大家在一起畅所欲言，倾心交流。相互尊重，互相学习。在学习成绩方面，在班上各科成绩，一直是中上等。除了自己能够努力学习，提高成绩之外，还能够热心地帮助其他同学。解答难题，完成作业。在劳动方面，不论是劳动课，还是参加有益的劳动，都能按质按量完成。班级值日，与其他同学一道，将教室地下、桌椅、门窗、黑板等，打扫得干干净净，从来不敢懈怠。找来找去，实在找不出自己不能入团的原因。为这件事情，我也几次找班级团支部书记童朝田，特别也找了学校的团委书记耿业定，学校政治老师、政教处主任。汇报思想，寻求答案。他们只是安慰我，继续努力，善意地笑笑。
这件事情常常困扰着我，对学习、工作、生活等其他方面，有一定的影响。也影响着学习成绩，达不到理想的水平。经常一个人发呆，苦思冥想。心中知道：肯定是因为家庭背景不好。但是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现实这么残酷，人情这么冷漠，情感不能包容，心胸不能宽广。渐渐的，有意无意，与别的同学有疏远感。话语少了，笑容没了。养成了沉默寡言的习惯，感觉被时代抛弃。
（未完待续）
#理想照耀中国征文#毛主席曾说：“陈望道什么时候想回到党内，就什么时候回来。不必写自传，不必讨论。可以不公开身份。”或许整个中国只有陈望道能开这样的特例。
陈望道是最早的共产党员之一，更重要的是，他还是《共产党宣言》的翻译者，第一次让共产主义完整地出现在了中国。但随后，因为和陈独秀的矛盾，陈望道做出了退党的决定。
陈望道在翻译完《共产党宣言》之后就接到了陈独秀的邀请，成为了《新青年》的编辑，不久之后，中共一大准备召开，李汉俊希望新青年垫付一些经费，写信给陈独秀，陈独秀没有答应，两人因此翻脸，而陈望道则被殃及池鱼。
陈独秀四处写信，说陈望道和李汉俊要夺他的权，很多不明真相的人被陈独秀的书信所误导，开始指责李汉俊和陈望道，陈望道本来就没有参与这件事，被人这样指责，气愤不已，加上他还是火爆性子，愤怒之下，做出了退党的决定。
陈望道虽然退党，但却一直做着培养下一代的任务，为国内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周恩来曾对陈望道说：“我们都是你教育出来的。”
1956年元旦，毛主席在上海见了陈望道，和他进行了长谈，同年6月，陈望道重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上海市委在陈望道透露出入党意向后，立马请示了毛主席，毛主席说出了开头那段话。
陈望道重新入党，并没有多少人知道，直到1973年，中共“十大”召开，人们才知道，陈望道已经重新入党。
#闪亮的坐标#他是中国的“航天之父”，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享誉海内外的杰出科学家。
中央档案馆保存着钱学森1959年9月24日撰写的自传，这也是他入党材料的一部分。自传里，他追忆了自己选择信仰的历程。“我当时是信服科学的社会主义的，对国民党的那一套不信了，觉得要中国能得救，要世界能够大同，只有靠共产党。”
1912月出生于上海的钱学森，大学毕业后考取清华大学公费留学生，1935年9月进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航空系学习，1936年9月转入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航空系，先后获得航空工程硕士学位和航空、数学博士学位。1955年，钱学森回国，3年后加入中国共产党。
“我于1935年去美国，1955年回国，在美国待了。中，前三四年是学习，后十几年是工作。所有这一切都是在作准备，为了回到祖国后，能为人民做点事。”
“为人民做点事”，是钱学森的人生信条。
历经艰难回到祖国后，钱学森立即投入到新中国的建设热潮。几十年来，钱学森始终保持对马克思主义的崇高信仰、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对党的高度忠诚，不论遇到什么艰难困苦，都坚定理想信念不动摇。
1991年10月，钱学森在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他“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荣誉称号的仪式上说，这一辈子有三次非常激动的时刻。第一次是在1955年，钱学森把自己刚出版的《工程控制论》交到老师冯·卡门手里。老师对他说，你现在在学术上已经超过了我。钱学森看到自己为中国人争了气，非常激动。第二次是钱学森被接纳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他激动得睡不好觉。第三次是钱学森得知中央组织部决定雷锋、焦裕禄、王进喜、史来贺和钱学森这五位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在群众中享有崇高威望的共产党员优秀代表，他的心情也十分激动。
钱学森把自己所取得的一切成就归于党和人民。他说：“我作为一名中国的科技工作者，活着的目的就是为人民服务。如果人民最后对我的一生所做的工作表示满意的话，那才是最高的奖赏。”
1937年11月14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党内的国际主义派领袖王明从莫斯科启程回到延安，重回祖国的王明干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借刀杀人，干掉老学长。
王明此次回国是受蒋介石的邀请，根据王明的自传回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成后，蒋向当时还是党的重要领导人的王明发出邀请，“请王明先生回国去共商国是”，一向自傲的王明收到这样的礼遇自然是喜不自禁，于1937年11月14日从莫斯科启程，与国民党的代表共同乘飞机回国。
一行人在新疆的迪化降落，当时的新疆督办盛世才与苏联和中共的关系都很好，所以王明一行人受到了热情招待。
本来是回国参加抗日战争的王明，在重回祖国领土后第一件事却是除掉自己的老学长、老对手——俞秀松。
俞秀松本是盛世才请来的人才。新疆靠近苏联，在这里当土皇帝的盛世才为了靠近苏联，向苏联请求派一批干部来帮助自己工作，于是苏联派了俞秀松等25名在苏联工作的中国同志。
俞秀松的资格很老。198月，俞秀松等人与陈独秀共同起草了一份党纲，并在这份党纲里定下了“中国共产党”的名称。1925年，张闻天、王稼祥、王明等五十多名中共党员前往莫斯科学习，这批学生中有不少人都成了日后党内的显贵，而俞秀松在这时是这批学生的头头，是比王明大五岁的老学长，也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但在莫斯科期间，这批人发生了惊人又残酷的分化，不甘寂寞的王明在副校长米夫的支持下，开始大搞宗派主义，借着苏共反托斗争的东风，把反对自己的中国留学生污蔑成托派，把学校搅得鸡犬不宁。很多中国同志对此很反感，俞秀松就是其中之一。后来，俞秀松在与王明的斗争中失势，被发配到其他地方。
但即使如此，王明深知俞秀松在党内的留苏派中仍然有不小的影响力，为了保证自己在留苏派中的绝对统治，王明始终对除掉异己者念念不忘。
王明到迪化后，得知盛世才想要靠近刚刚在陕北立足的共产党，就鼓动盛世才“帮助”共产党清理在新疆的托派分子。盛世才不知谁是托派分子，就把25名干部的照片拿给王明等人识别，结果，王明说“这些全不是好人”。
这时的俞秀松是盛世才的二妹夫，但盛世才对这个妹夫并不满意，因为俞秀松是党内的典型的清流，对盛世才的收买断然拒绝，打乱了盛世才的部署。
因此盛世才决定伙同王明，对自己的妹夫下手，25名干部中只有1人逃脱了盛世才的毒手。
王明等人当时就对着照片明确表示：俞秀松等人应就地处决。
1938年6月，俞秀松被盛世才押送苏联受尽酷刑，半年多后被杀害。
就此，王明又肃清了一位自己的强劲对手，与他同时代留学莫斯科的三百多名中国学生中，被流放到西伯利亚的有几十人，有近一半的人受到王明一派的打击，有人像俞秀松一样被折磨致死，有人就在苏联消失了，生死不知，远在中国的父母失去了他们优秀的儿子。
四年之后，被整垮的就是王明了。整风运动中，党内的毛泽东主席等人对王明的经验宗派进行彻底清算，王明多病缠身，几近病危。从此这位曾经在位近四年的“斯大林代理人”再也不能像以前一样呼风唤雨。
不知道这时的王明有没有想起那些被自己消灭的老同学、老学长，因为他一人的野心，当初的好兄弟们再也没有在一起把酒言欢的机会了。
1925年11月，国共第一次合作进行的有声有色，内忧外患的神州大地战火连绵。怀着向苏俄取经的志向的一批中国学生离开家乡，前往莫斯科。在船上，暴风巨浪劈面而来，有体弱的女同志经不起颠簸而又呕又吐。这时中国学生的带头人俞秀松站出来，“同志们坚强些，我们是革命者，革命者就要乘风破浪……咆哮的巨浪，会被我们战胜的……”俞秀松还带大家唱起《国际歌》，用十月革命的精神鼓励同学们。最终所有人都平安到了莫斯科。
但俞秀松能带领别人战胜巨浪，却不能战胜身边人的野蛮生长、居心叵测，最终命丧于自己的学弟、同志王明之手。
当初的那群纯洁的理想主义者已经四分五裂，物是人非。
自传小说《底层》后记 1 ，唐纯杰写于宜昌猇亭虎牙山
今年，我已年满六十岁，在农村来说，已是名符其实的老大爷了。六十岁，人生的历程已过去大半；六十岁，子女也长大成人；六十岁，应该是收获的季节；六十年的过去已成为历史。
我的一生没有辉煌的业绩，但我实实在在生活在我们社会的底层，我是在忧虑与进取中过日子。我不是共产党员，也不是国家公务员，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农民。但是，在我人生的旅途中，我经历和见证了中国农村改革的伟大历程，目睹了国家由贫穷到富裕由落后到先进所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我由衷地感谢人民政府为我们创造了宽松的、自由竞争的环境，为我们个人的发展提供了可能。
然而，改革是在摸索中进行，没有先例，在竞争中发生的种种悲喜剧，有偶然也有必然，它将丰富和深化改革的内涵，更加有序地推动历史车轮滚滚前进。
我是一个平凡的小人物，由于无知无能，如今，年轻时的狂妄荡然无成。我承认失败，我输了。输在哪里呢？输在没有过硬的生存本领，输在没找靠山，输在吝啬，输在专业技术不过硬，输在不会利用别人达到自己的目的，输在信息闭塞，输在没有朋友（主要是钱不多，不敢乱花）孤军奋战，输得心服口服。
在这社会的底层，还好，我没有名利，不会为失去名利担心。没有人知道我，过去的同学同事早就把我忘了，只有自己的兄弟姐妹记得我，只有健在的母亲记得我，只有自己的妻子儿女记得我，只有我记得我，只有隔壁邻居打牌差人的时候记得我，他们说：“喊老唐去。”我没有欲望，只想健康地活着，照顾好家庭，照顾好比我过得更糟糕的亲人。
我是个打工者，一辈子犯过许多错误，其中最主要的一条就是盲目追求文学，明知道前途渺茫，却要往那死胡同钻，以至当生活条件稍好一点后又旧病复发，于是便有了今天这部小说。
《底层》初稿于一九八七年七月至十二月，再稿于一九九八年五月二十二日至八月二日，由于种种原因，直到二零零五年六月，才慢慢静下心来进行修改。屈指算来，到今年已有二十八个春秋了。《底层》原名《平凡的人》，后改为《人在底层》，是宜昌市文联作家陈胜乐先生帮我确定的《底层》书名。
多少年来，我时常感到不安。我的不安不是没有饭吃，而是因为回首往事没有做出什么成绩来，而是因为让很多关心我的人失望了。他们以为我是人才我却不是人才，我辜负了老师和朋友的期望。特别是我的高中班主任杨运清老师，在病重期间还在向前来看望他的同学打听我的下落。他说：“你们有谁知道唐纯杰的下落？你们一定要告诉我啊！不管他过得好不好都要告诉我……”也不怪我的同学，由于种种原因，1986年我从公安县毛家港镇到宜昌后，就与家乡的朋友断绝了一切联系……还有公安县政协副主席、农学会副理事长陈隆震先生，在离世的前夕都在为我担忧……我愧对恩师啊！
记得写完初稿后，我请教了原市文联主席李华章先生，当他千辛万苦破译了我的“密电码”后告诉我说：“你写的字不好认，我还是把你写的字认完了。”在他的办公室里我的心蹦蹦跳个不停。李主席见状安慰我说：“你很有生活功底，叙述也流畅，有些情节还很感人。尽管有些事情不完全发生在你的身上，但是很真实地反映了一个时代的人和事，可见你是下了功夫的。只是作品中还有很多不足，你缺乏文学功底，枝蔓性的过场性的一般化的东西太多，这就冲淡了主题，显得罗嗦，总觉得少了文学作品的那种味道，这就缺乏可读性。建议你多读文学作品，把它认真地修改一遍，然后用方格纸誊写正。”
当时，李主席给了我很多方格文稿纸，那文稿纸的下面印有《作家摇篮》，我就是作家摇篮里的婴儿。（未完待续）下图为我家门前的大桥。
自传小说《底层》第二章 为了前途 7、心若善良，人间处处有温暖
收割早稻的前夕，三队的棉花三类苗中还有大片的草荒，棉办李志新回机关搞上下联系去了，刘书记决定把我派往三队突击几天。
我来到三队，先在田间转了一圈。
骄阳高高地挂在天空，三类棉苗的泥田中，杂草纵横，棉苗矮小黄瘦。太阳还没有当顶，可人们的衣衫早被汗水浸湿，我想起了古诗：“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一位少妇身孕了八个多月，娇小的身躯负载生命还锄草在棉田，时常拄着锄柄喘息，她不好意思地对我说：“孙同志，不干不行呀！队里规定，一天要扣七两谷。”
我没法回她话，大队副书记的妹子覃香儿，前不久独生女生病夭折，悲痛之际有半个月没有上工，被队里扣了十斤谷子。当然，如果不这样，田里锄草的人会更少。
我安慰她说：“不要紧，你还年轻。”
覃香儿红着眼说：“瞧你说的，娃儿跟我来到了人世间呀！”
我看了三队的养猪场，两栋近二十间的猪栏喂了四十多头猪，猪圈里垫了火土粪，屎尿拉在上面，于是就成了高级复合肥。
土砖墙被猪啃后留下牙齿印，生了粉虫的杂树檩子大多弯弯拐拐没有剥皮，屋面盖着大队窑场烧的机瓦，几株高大的榆树在猪场中撒下了片片荫影，叶片掉在瓦缝中阻塞了一些流水道，于是下大雨时猪屋就漏雨。土墙都是本地的社员们砌的，他们雅称土瓦匠，每个生产队都有几个胆大心细的土瓦匠。他们砌墙时两头拉一根白线，遇到做凸出来的地方，就用砖头捶，捶了外面又捶里面，万一不行了就拆了重做，就用木头打撑子，三队养猪场靠北面的山墙全部用木头打着撑子。
猪在圈里叫喊着。
一位少女映入我眼帘，她穿着印花补丁衬褂裤，正帮生病的母亲砍猪菜。母亲年近五十，灰色的头发，坐在灰色的土墙边，腰里系着灰色的围腰巾，那眼神是灰色的然而是善良的不停地放出慈祥的光。她家的粮食不够吃，经常吃菜团喝稀饭，最近几天，四个人每天只有三斤米。
老妈妈迎进我，她把我当亲人，因为她儿子正好与我同年。她难为情地说：“出力干活的人，有时候，三斤米一餐就吃了，衣裳穿烂点不要紧，饭不吃饱不行。”她指着自己的爱女说：“她和哥哥每天都抢干饭吃，我和她爸爸只好喝稀汤。”
我心不安了，自己不愁吃不愁穿，有时还不想干活，眼见老妈妈带病干活，心里就不是滋味。
我思索：劳力安排和粮食扣补要区别对待，特殊情况——孕妇和亲人死后的丧期能否多些体贴？调动社员干活的积极性不能完全靠土政策，更重要的是要想法消除人们心中的消极情绪，变被动为主动。
我决定先找队委会干部了解一下情况，最好晚上开个队委会，明早上工前开个社员大会。我明白：主持一个地方的工作，一是要让社员们吃饱饭，二是要保持领导班子基本稳定，一般的小错误要帮助，不能迁就，迁就会犯更严重的错误，导致群众把他推下台。一个生产队搞得好坏，不在条件在于人，不在人多少在于领导班子，而领导班子中又在于班长，那么，班长必须具备三条：一、有一定的政治头脑，会做思想工作，会带动一班人影响别人，会调动部下的劳动积极性；二、自己和家属带头干，大公无私，一心为集体；三、抓生产环节熟悉业务。
在联合三队的晚稻秧苗田边，我找到了队长陈子荣同志。
老陈四十多岁，中等个儿，有着庄稼人粗糙的脸，脸上的胡须像刺猬的刺分布在嘴唇上下，上穿一件烂了袖口的蓝市布褂子，下穿蓝市布短裤，这些都是市场上最便宜的布料，两条像槐树桩的腿上沾满了稀泥，皱纹密布的额上有一块乳白色的伤疤，眼睛深陷而有神。他能吃苦抓生产是内行，工作有魄力。可他万万没想到，自己的大儿子于去年春天得了精神分裂症。至于疯的原因是因为穷。老陈没钱娶媳妇，就先嫁了女儿。“大麦没黄，小麦先黄”严重刺伤了儿子。儿子想不开终于住进了城里的精神病院，只是病没有治好因为没钱又回了家。老陈额上的伤疤就是儿子打的。精神和经济双重压迫，使这个优秀的共产党员筋疲力尽 。(未完待续)
它的名字叫《我在伊朗长大》，豆瓣8.6分，曾获得了三项国际大奖。
电影改编自伊朗女插画家Marjane Satrapi的同名漫画。
以自传的形式讲述了一个伊朗女孩的成长经历，也反映了伊朗的社会变迁。
女主玛姬，独女，生长在一个高知分子家庭，爷爷还是皇室成员，从小受到良好教育，父母也十分开明和宠爱，所以她大胆、调皮又聪慧。小生活在伊朗战火纷飞的年代，身边的亲人因为战争而去世，亲眼见到炮弹满天飞，等到14岁时，父母觉得她热爱自由的性格呆在这个铁笼国家迟早出事，把她送往奥地利，她在那儿成长、恋爱又失恋，顶着一张中东国家的面孔与周围白种人格格不入。让我难过的是，在她又返回家乡后说了句：“我在国外时是异乡人，回到家之后还是异乡人。”这让我十分心疼，心疼她在异国遭遇渣男、露宿街头，心疼她回家后亦无法适应十分抑郁，好在她本就是积极阳光的人，结尾的时候她重新振作，离开家乡，头也不回，她知道“自由是需要付出一定代价的”，她已做好准备，这里我为她开心。
剧中有这么一段情景，女主玛姬喜欢上了朋克音乐，而当时的伊朗宗教管理严苛，禁止此种音乐流行，小家伙就偷偷上街买磁带，回家放声听，给自己的衣服上画上朋克音乐的字母符号，即使带上头巾，也挡不住的朋克。这些都给人废墟下面依旧有美好的感觉剧中最让我难过的就是，她被渣男欺骗后，异常想要回家，然后给爸爸妈妈打过去电话，开口就说“我要回来，你们不要问我什么原因”，爸爸妈妈确实是一句都没有提，只有满满的爱包围着她，让她安心又温暖。这点就让我十分有共鸣，自己原来也有过类似经历，在自己最脆弱的时候父母真的是无条件给予爱，让人在温暖中逐渐自愈。
片中最爱的是她的外婆，真正的人生导师，一辈子大风大浪都经过的女人，在她小时离家时告诉她：“要永远保持自尊，忠于自我。”在她返乡后怕给自己惹事，使一个贼眉鼠眼的男人无辜躺枪，事后被外婆一顿批，在她想要离婚的时候告诉她这才多大点事，让她重拾阳光。。。“外婆，为什么你身上这么香？”“因为我每天早上把茉莉花放进我的乳罩里。”多么美好的活法，最喜欢她奶奶。
话说，看完之后最直观的第一反应就是：还是中国好，还是和平好。幸福都是对比出来的，生活在战火中的人们遭遇的一切，我们没法真的感同身受，我深深的同情，并深深的祝福，希望全人类都和平友爱，可以自由呼吸。我假想，如果我的国家遭遇战乱我该何去何从，我会不会在家人的保护下去另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愧疚的活着，不，我应该不会，我是一名共产党员，我不会离开我的祖国和亲人，跟世界上的大多数人一样，即使家乡再不好，都还一心挂念，回到家乡心才安稳。
一九四七年，熊向辉被内奸揭穿，其“上级”胡宗南知道后，为什么不对他下手？多年以后，沈醉在一篇自传中说出了真相。
一九四七年，根据蒋介石的指示，胡宗南为进攻延安作了充分的准备。知道这个方案的人屈指可数，包括他的“心腹”熊向晖。但是胡宗南不晓得，这个人的另一种身份是共产党的。
胡宗南于三月十一日晚上委任熊向晖为秘密书记，并命令全国军队于13日凌晨开始攻击延安。在这千钧一发之际，熊向晖表面上平静地接下了这个差事，并悄悄吩咐副官王石坚将这次袭击计划悄悄上报中共中央。
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刻关闭延安的广播和广播，并迅速地疏散军队，留给胡宗南的是一个空荡荡的城市。
这时，我们在延北区布下了一个伏击，一次恶战，胡宗南的主力被歼灭，三个团长被捕。从那时起，“闪击延安”的国民党企图就完全失败了。
周恩来后来称赞说：“熊向晖干得漂亮，他在紧要关头保护了中央！”
胡宗南虽因战事失利而心灰意冷，却没有对熊向晖产生任何疑心。五月，他曾赞助过一只熊去美国俄亥俄州西保学院学习。
熊向辉当然更愿意留下来，但若是放弃了这样一个宝贵的出国学习的好时机，胡宗南肯定会有所猜忌。因此，中共中央也对他到美深造表示了支持。
但是，在熊向辉到达美国后，“红色”的身份就被曝光了。
同年九月，北平一处秘密的地下无线站被一名军统特工发现，同时还发现了一个西安的地下电台。
九月二十九日，王石坚被国民党特工在西安的一处飞来飞去。王石坚迫于敌军的压力，背叛了自己的势力，向华北、西北、东北等地的情报机构，向敌军报告。而这个举动，也让上百个黑社会成员的身份暴露了出来，其中就有熊向辉。
接着，军部特工在西安搜查了熊向晖的家，找到了西安绥公所的信件、信件等秘密资料，使熊“中共间谍”的身份得到了证实。
胡宗南知道这件事情后，必然会派出人手，对熊向辉进行刺杀，但实际上，他只暂时停止了对熊的教育经费，也没有让其他人再追究下去。
在海的另一边，从李克农同志那里得知这件事情的经过，熊向晖决定在美国继续学习政治科学。
一九四九年七月，熊向晖毕业，北平也得到了和平的解放，他便急不可耐地返回故乡。3个多月之后，新中国正式建立，熊向辉看着五星红旗在空中飞舞，心中有一种说不出的骄傲。
熊向晖经周先生引荐，首先在外交部任职，后来成为了中央统一战线的一名副部长。许多人此时还在纳闷，熊向晖的身份已经曝光，为何胡宗南没有下杀手？对于这一点，前军方特工沈醉说了。
一九八五年，沈醉以《军统内幕》的名义，在他的自传中，提及毛人凤与胡宗南有过一些渊源，或者说是有私心。
毛人凤得知熊向辉的真实身份后，不但没有大惊小怪，还打算把这件事情告诉胡宗南。胡宗南被吓了一跳，不过现在熊向辉在美国留学，想要抓住他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他之所以把案子拖到现在，就是担心蒋介石会责备他。胡宗南曾经数次在公众面前保证熊向辉并非中共党员，并且对他的工作表现十分欣赏。他身边有熊向辉这样的左膀右臂，这是国民党上层人士都清楚的事情。
现在熊向辉的身世已经败露，如果蒋介石得知此事，一定会把他同进攻延安联系在一起，甚至会对他产生疑心。此外，胡宗南与陈诚等人的政见不合，敌人知道了这个情况，一定会趁火打劫。
胡宗南虽然恼羞成怒，却也不得不装作什么都没发生。
熊向辉在二零零五年九月九日完成了他的86岁的生命。熊向辉同志，他不仅在暗中干了一件大事，而且还获得了敌人的赞助，去国外留学，最后又成为了中国的一份子，真是秘密前线的“福将”。
读自传，才知道夏衍这个笔名是怎么来的
夏衍，原名沈乃熙，字端先，曾用名黄子布等，浙江杭州人。
他的自传名叫《懒寻旧梦录》，引自李一氓送他的集宋人词对联“从前心事都休，懒寻旧梦；肯把壮怀消了，做个闲人”，四句出自宋代四位词人的四首词，具体哪四首我是怎么记不住的，古代文学素养实在是欠缺。
夏衍这个笔名最早使用是在1934年，此时我党上海中央局在反动派的疯狂镇压下遭受巨大破坏，接连两任书记李竹声和盛忠亮先后被捕叛变，大量机要文件被截获，电台被破坏，与远在江西的中央苏区失去联系。
紧随叛徒招供而来的是“文委”（受上海中央局和江苏省委领导，以文艺界党员为主）大量工作人员被捕，夏衍幸免于难，来到一名在徐家汇肥皂厂做工程师的中学同学家中隐蔽，在此期间以夏衍为笔名创作了短篇小说《泡》，为避免故人念及交情而发表，特找人将文章重新抄写后，托人带到杭州表兄处，再由表兄寄到上海《文学》杂志社（郑振铎、傅东华主编），终获发表，这是夏衍对自己文学创作能力的一次实验和肯定，此后，他继续以夏衍为笔名发表了多幕剧《赛金花》。
直到1936年，他的笔名才终于被周围人所识，在“业余剧人协会”排演戏剧《赛金花》时，以作者身份确定蓝苹只作为赛金花的B角，不知这个决定在文革中是否给夏衍带来过额外的考验了。
在网络寻找夏衍先生的照片时，居然没有找到他在自传中所用的照片，也就是下图中《上海屋檐下》那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