毋庸置疑，法国王权是根据其政治、外交和军事的需要来采取对宗教改革的对策的。正是这一原因，随着法王在1533年和教皇握手言和，加之法王已意识到宗教改革的进一步发展对其统治将是弊大于利，法兰西斯一世开始对宗教改革运动进行镇压。这一转折的标志是1534年10月的“告示事件”。当时，新教徒在巴黎、奥尔良、图尔等城市到处张贴“告示”，揭发“教皇弥撒的不能容忍的流弊”，就连国王寝宫的门上也贴有类似的“告示”。于是，法兰西斯一世龙颜大怒，下令严惩新教徒。
一时间，火刑场在法国到处点燃。仅在半年的时间里，巴黎就有80名新教徒被活活烧死。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冉加尔文出场了。法语国家的宗教改革也由此有了堪与德语国家的路德比肩的领袖。加尔文1509年7月10日出生在皮卡尔迪的一个极富于宗教色彩的小城努瓦荣，其父曾为当地主教管理产业。加尔文起先曾在伊拉斯漠就读的巴黎蒙太古学院念书，后来赴奥尔良和布尔日攻读法律和神学。1533年，加尔文因宣扬路德和伊拉斯漠的观点而被天主教会斥为异端并列入了黑名单。
于是，他在1534年1月离开巴黎，前往斯特拉斯堡和瑞士的巴塞尔避难。在巴塞尔避难时，加尔文用拉丁文撰写了一部维护、阐述新教信仰的著作《基督教原理》。这部发表于1536年的著作立论之大胆，思想之缜密，热情之洋溢，文笔之流畅，堪称宗教改革以来最具影响力的一本著作。1536年，加尔文应邀去瑞士日内瓦领导宗教改革运动。两年后，他离开日内瓦赴斯特拉斯堡等地流动宣讲。从1541年起，加尔文长期定居日内瓦，并把这座城市改造成宗教改革的大本营，人称“新教的罗马”。
加尔文的宗教思想主要是预定论。他宣称，上帝预先确定一些人得救，另一些人毆灭。任何人的命运在其出生之前就已由上帝决定，个人的一切祈祷、虔诚、善行均无济于事。上帝的决定秘而不宣，但可通过上帝的呼召体现出来，人们可以根据个人在世上的具体情况加以揣摩。如果一个人在对社会有益的各种职业中事业成功，这就证明他是上帝的“选民”，反之则为“弃民”。加尔文还号召其信徒珍惜时间，节约钱财，全力献身于自己的事业，并充分利用各种机会，依靠个人的职业活动发财致富。
加尔文还非常重视教会组织。他在主张废除繁琐的宗教礼仪，取消偶像崇拜、朝圣和斋戒的同时，力倡应由一般信徒选举产生的长老和牧师共同管理教会。长老是从事世俗职业的信徒，其主要职责是维持秩序、道德和纪律。还有一点，加尔文派的教会是独立的、自治的组织，它不像路德派那样仍依附于世俗统治者。如果说在前一时期，路德派尚在法国具有不少影响的话，那么，在加尔文登场后，法国绝大部分新教徒都成了加尔文派新教徒。加尔文教是经由里昂在法国传播开来的。
由于它既吸收了路德的基本教义，又摒弃和改造了路德与封建主妥协的部分，更好地反映了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发家致富，在政治上参与执政的愿望，故深受法国广大资产阶级，尤其是中下层资产阶级的拥护。50年代期间，加尔文派教会在法国各地纷纷建立。1559年5月，在加尔文的倡议下，来自各地新教会的代表在巴黎市郊的圣日耳曼举行首次“法国新教牧师大会”。会上，一个与天主教平行的新教会应运而生。加尔文派教徒后来在法国被称为“胡格诺派”。①胡格诺派的主体是资产阶级分子，同时还有一些法国南部的大贵族。
后者之所以加入胡格诺派，是想利用加尔文教对专制暴君的遺责，与中央集权的专制王权相对抗，同时还可利用宗教改革夺取天主教会和修道院的财产。由于他们“信奉”加尔文教主要是出于政治目的，故其亦被称为“政治上的胡格诺”。自法兰西斯一世1534年改变态度后，法国历代国王均对新教采取镇压政策。随着新教徒人数的日渐增多，当局的镇压也愈益残酷。1547年，亨利二世还在巴黎高等法院专门设立一个法庭，用以迫害新教徒，人称“火焰法庭”。及至16世纪中叶，法国围绕着天主教与新教的斗争，形成了两个互相敌视的集团:一个是以王室近亲、大贵族吉斯公爵和洛林红衣主教查理为首的天主教阵营，他们的势力主要集中在法国北部与东部且对王权起着举足轻重的影响；
另一个是以纳瓦尔国王安托万、孔代亲王路易和海军上将克里尼为首的新教阵营，他们的力量主要分布在西部和西南部。在两派贵族以及国外势力特别是罗马教廷的煽动下，新、旧教两大阵营之间的敌对行动不断升级。不久，天主教与新教之间的斗争蜕变为封建贵族争夺权力的宗教战争在法国，这场宗教战争又称“胡格诺战争”。首先挑起战争的是天主教阵营。1562年3月1日，吉斯公爵率部突袭在第戎西北70公里处的瓦西镇一个谷仓里举行宗教仪式的胡格诺教徒，杀死25人，打伤一百多人。事发后，各地天主教徒争相效尤，丧心病狂地杀戮胡格诺教徒。尽管胡格诺派的精神领袖加尔文曾一再告诚自己的信徒“应当遵守法律，不得有越轨行为”，但面对天主教派的屠刀，他们也毫不畏惧地进行了反抗。由此，胡格诺战争的序幕随着“瓦西惨案”的发生而揭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