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5月6日《太阳报》报道，英国现在被打上了“欧洲病人”的标签，因为该国的新冠病毒死亡人数已经跃居欧洲第一。本周二对英国来说是个严峻却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日子，外交大臣多米尼克·拉布(Dominic Raab)将其称之为“一个大悲剧”。
目前英国的累计新冠病毒死亡人数是30,076人，紧随其后的是意大利，其死亡人数为29,684人，接下来是西班牙和法国，死亡人数分别为25,857人和25,531人。美国的死亡人数依然高居首位，已经超过了72,000人。与欧洲邻居相比，英国人在病毒面前似乎更不堪一击，原因何在？经过对一系列数据的研究，《太阳报》列举了“七宗罪。
英国是欧洲人口最密集的国家之一，其中包括大量城市化人口。在法国，只有巴黎的城市人口超过百万，但是英国则有四大百万人口城市——伦敦、曼彻斯特、格拉斯哥以及伯明翰。在拥挤的地方难以保持适当的人际距离，因此也成为病毒肆虐的温床。新冠病毒在大城市中更为致命，在一些乡村地区却几乎无人死亡。据国家统计局显示，在伦敦，每十万人中有86人死于新冠病毒感染，英格兰和威尔士的数据是36人。
人们的寿命变长了，但是常常伴有潜在的健康疾病，如心脏病、糖尿病、癌症等等，这些疾病会将新冠感染死亡率提高19%-39%。新冠病毒对于老年人最为致命，该疾病平均死亡年龄在80岁以上，并且容易在护理院中迅速传播。英国养老院中约有40万人，其中许多人患有基础性疾病，属于感染病毒的高危人群。更有人担心一些患有其他疾病的人会因为封城而无法得到及时医治，最终导致死亡。剑桥大学的统计学家戴维·斯皮格哈尔特爵士(Sir David Spiegelhalter)说：“我确实了解到一个情况，医疗服务系统受到了极大的打击，不仅取消了常规的护理，并且取消了化疗和放疗等安排，让病人改期手术，还让出现症状的病人不要去医院。”
与苗条的患者相比，肥胖的人更需要去医院治疗新冠病毒，且更易于死亡。而英国是欧洲第三大肥胖国家，仅次于马耳他和土耳其。雷丁大学的新城代谢专家迪伦·塞拉亚博士(Dr Dyan Sellayah)说：“除了年龄以外，肥胖似乎是最大的风险因素。”英国研究人员表明，接受住院治疗的肥胖人群比体重正常的人群，死亡率高出了37%。据称，肥胖症患者常患有呼吸问题，肺功能变弱，导致了更高的死亡率。牛津大学教授弗雷德里克·卡普(Fredrik Karpe)表示：“大腹便便的人躺下时，腹部重量会令横隔膜上移，从而减少肺活量。”
伦敦的新冠感染病例占全英的1/4。作为为数不多的真正的全球化城市之一，伦敦非常依赖互联互通的经贸往来。在封城之前，希思罗机场是欧洲最繁忙的机场，每天有超过11万来自全世界各地的旅客到达此地。诺丁汉大学流行病学教授基思·尼尔(Keith Neal)教授说，可能在官宣该疾病人际传播之前，该病毒已经在伦敦悄悄蔓延。英格兰公共卫生部的约翰·牛顿(John Newton)教授说：“由于我们与世界联系如此密切，人们来自全球各地。后来出台了出行限制，每天到达英国的人仅有15,000人，但是机场并没有实行病毒筛查。”流行病学教授加布里埃尔·斯卡利(Gabriel Scally)说：“很难理解为什么英国坚持这一边境开放政策，这是非常奇怪的。”
一些科学家认为，英国采取封城措施为时已晚，而且与其他国家相比，还不够果断严格。与德国、爱尔兰和许多东欧国家相比，英国封锁更晚，意大利和西班牙禁止户外活动，但是英国仍然允许一天一次户外运动。意大利政府的科学顾问沃尔特·里恰尔迪(Walter Ricciardi)表示，英国应该提前十天进入封城状态。意大利世界卫生组织的代表说：“如果您犹豫不决，您就要为病人和死亡付出代价。”3月12日，政府建议采取“群体免疫”，不对病毒蔓延加以管控和病例追踪。直到3月23日，才开始采取严厉的疫情管控措施。前政府首席科学顾问大卫·金爵士(Sir David King)表示，封锁行动“为时已晚”，“每一天的延误”都在付出人命的代价。
3月初，当新冠感染病例开始出现急剧上升时，英国却早早放弃了病例追踪。所谓的追踪就是与感染者的密切接触者保持联系，并且要求他们也进行自我隔离。该方法在爱尔兰、德国和新加坡被广泛使用，在韩国特别成功。伦敦大学学院全球健康教授安东尼·科斯特洛(Anthony Costello)说：“放弃这个手段是一个错误。”但是过去两周情况发生了改变。卫生大臣马修·汉考克(Matt Hancock)宣布，他将雇用18,000人(其中包括公共卫生专家和3,000名临床医生)开始在社区中对该病毒进行测试和追溯。与德国，西班牙和意大利相比，英国在测试病毒方面也进展缓慢。周三，首相鲍里斯·约翰逊承诺到5月底，每天的新冠病毒检测量能达到200,000例。
英国确实遭到了新冠病毒的重创，但是考虑到人口规模，英国的疫情还不算是最糟糕的情况。如果统计每百万人中的死亡人数，英国的数据甚至还低于比利时、西班牙和意大利。另外，各国的疫情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收集死亡病例数据的方式也有所不同，比如西班牙并没有计入养老院的死亡人数，德国仅统计检测呈阳性的人口基数，而比利时则将医生认为的所有疑似病例都统计在内。首席医学官克里斯·惠蒂(Chris Whitty)教授说：“每个国家以不同的方式来统计，所以现在将它们拿来互相比较是徒劳无用的。”戴维·斯皮格哈尔特爵士也表示：“我可以肯定地说，这些国家都没有做得很好，但是这不是欧洲电视网的收视率，将它们做排名没有意义。”
周三，病休六周的首相鲍里斯·约翰逊首次出席议会质询会。反对党领袖基尔·斯塔默爵士(Sir Keir Starmer)也提出了同样的问题，英国的疫情何以发展到如此地步首相并不认为政府的应对迟缓而混乱，并且强调现在进行国际比较是没有意义的。可见英国的政客们并没有检讨在危机中犯下的错误。
英国人以他们“优秀”的数学计算能力统计死亡人数与人口基数比例，得出自己的工作还略好于几个欧洲邻国的结论，一味地“比差”，却不提意大利的疫情比英国提前了至少十天。这些死亡数字，在政客眼里，是一个分子，而并不是一条条人命。以上总结的“七宗罪”，很大部分是客观原因，他们却不提政府在整个二月里的无能轻慢，粉饰太平。不准备防疫，不准备防护物资，只顾埋头沉睡，最终睡成了一场噩梦。
图片出处：The Su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