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贵妃
杨贵妃故事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个重要的文学母题，自白居易《长恨歌》及陈鸿《长恨歌传》之后，又产生了许多同类题材的叙事作品。今存宋代乐史《杨太真外传》、秦醇《骊山记》、佚名《梅妃传》，元代王伯成《天宝遗事诸宫调》(残存)、白朴《唐明皇秋夜梧桐雨》，明代吴世美《惊鸿记》，清代孙郁《天宝曲史》、洪昇《长生殿》、褚人获《隋唐演义》等作品。
杨贵妃
杨贵妃故事受到人们的重视是基于杨贵妃与唐玄宗之间的特殊关系。唐玄宗作为一代帝王，政治上曾经开创了辉煌的开元盛世，是中国封建统治少有的繁盛之世，而后又由盛而衰，李唐王朝由此走向藩镇割据的衰落时期。杨贵妃与唐玄宗的结合正处于这种由盛而衰的转折点上，因此他们之间的情爱关系往往就成了人们探讨唐玄宗政治统治得失和鉴古知今的历史总结的前台故事。文人们既有感慨于他们凄艳哀怨的情爱悲剧者，而更多的则是从“女祸”论视角来寻找杨贵妃对于这场政治悲剧所应承担的政治责任，政治伦理批判成了情爱故事叙述的思想内核。
杨贵妃
大体而言，杨贵妃故事的叙述嬗变经历了从唐玄宗和杨贵妃之间“一对一”的两人情爱叙述到唐玄宗、杨贵妃和安禄山之间或唐玄宗、杨贵妃和梅妃之间的“三角”情爱叙述，再回归到唐玄宗与杨贵妃的两人情爱叙述的历史过程。贯穿其中的政治伦理批判则是由借帝妃情爱悲剧讽喻唐玄宗溺情失政，走向“女色祸国”的政治批判，再到“女人救国”的政治歌颂。由此，杨贵妃形象也经历了由中性到贬抑再到褒扬的文学塑造。
情贞：政治悬隐的情爱叙述
白居易《长恨歌》、陈鸿《长恨歌传》、乐史《杨太真外传》等较为早期的作品只叙述唐玄宗与杨贵妃两人之间一对一的情爱故事，一般不涉及到第三者的出场。
白居易
白居易《长恨歌》由“贵妃宠信—马嵬惊变—玄宗思念—仙界寻找—人间长恨”等五部分情节构成①。全诗共120句，都是围绕着唐玄宗与杨贵妃两人之间的情感故事来叙述的。陈鸿《长恨歌传》是白居易《长恨歌》的唱和之作，虽然文体不一样，但写作思路和叙述情节大致相同②。《长恨歌传》两者都是先叙述唐玄宗对杨贵妃的无比恩宠。前者诗曰：“承欢侍宴无闲暇，春从春游夜专夜；后宫佳丽三千人，三千宠爱在一身。”后者叙道：“行同辇，止同宴……后宫良家女万数，使天子无顾盼意。”然后以一大半的篇幅重点叙述杨贵妃死后唐玄宗对她寝食俱废的苦思深恋，以及派方士仙界找妃倾述其凄苦悲凉之境。最后是以人仙分离的悲剧作结，《长恨歌》曰：“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长恨歌传》则云：“方士还长安，奏于太上皇。上皇甚感，自卑殆不胜情。”虽然唐玄宗派鸿都客到仙界寻妃，但最终两人没有在仙界团圆。
《长恨歌》
如果说《长恨歌》与《长恨歌传》是侧重于杨贵妃死后唐玄宗对她的悲情倾诉，那么乐史《杨太真外传》则侧重于表现杨贵妃生前与唐玄宗的幸福情感生活。《杨太真外传》基本上是“采摭史料，纂辑成篇”③，但剪裁不够精当，小说的主体内容仍然是围绕着两人情爱故事来构建情节。卷上由“明皇得妃—贵妃忤旨—帝妃宴乐”等情节构成，卷下由“食合欢橘—马嵬赐死—少君求魂—崩驾仙会”等情节构成。小说重点叙述两人共同爱好音乐舞蹈的“知音”式情爱。唐玄宗喜好乐舞，善制曲子，制有《霓裳羽衣》《得宝子》《紫云回》《凌波曲》等曲子。杨贵妃善舞，善弹琵琶，善击磬。由唐玄宗与杨贵妃两人亲自参与的演奏场面异常欢洽：“于清元小殿，宁王吹玉笛，上羯鼓，妃琵琶，马仙期方响，李龟年觱篥，张野狐箜篌，贺怀智拍板。自旦至午，欢洽异常。”小说以唐玄宗制《霓裳羽衣》曲得杨妃开始，又以唐玄宗吹紫玉笛升仙与杨妃相会结束，凸显了两人之间的情爱关系是建立在音乐知己的心灵沟通上。
《长恨歌传》
虽然《长恨歌传》与《杨太真外传》对于两人情感叙述有着杨贵妃生前死后的不同侧重，但突出他们两人真挚专一的叙述方式则是一致的。在这种叙述模式中，杨贵妃与政治之间没有直接的关联性。这突出表现在叙述引起他们两人情感命运发生重大变化的安史之乱的原因时都不把批评的矛头指向杨贵妃而是杨国忠。《长恨歌传》曰：“天宝末，兄国忠盗丞相位，愚弄国柄。及安禄山引兵向阙，以讨杨氏为词。”《杨太真外传》在叙述杨国忠种种奢靡、淫秽和专权后，也指出：“禄山反幽，以诛国忠为名。”并且批评道：“乘舆迁播，朝廷陷没，百僚击颈，妃王被戮，兵满天下，毒流四海，皆国忠之召祸也。”而杨贵妃的死只是杨国忠的一个殉葬品，是因同族连坐关系而引起的。《长恨歌传》曰：“左右之意未快。当时敢言者，请以贵妃塞天下怒。”《杨太真外传》则云：“贵妃即国忠之妹，犹在陛下左右，群臣能无忧怖？”面对杨贵妃的死，唐玄宗则表现出无措和无奈，由此造成两人生离死别的情爱悲剧。
唐玄宗李隆基
从历史视角来看，“尽管李、杨感情并非纯洁无瑕，但从史料分析，唐玄宗对杨贵妃的感情确实具有相当的强烈性”④，并且杨贵妃也确实没有参与过朝政活动。因此，“情贞”主题的杨贵妃故事叙述具有一定的“历史真实”性，凸显了唐玄宗与杨贵妃之间的帝妃情爱的真挚性。但是，悬隐杨贵妃的政治参与性并非是为了隐讳家破国乱的政治悲剧。相反，杨贵妃故事作者们企图通过马嵬喋血的情爱悲剧来探讨和分析李唐王朝盛极而衰的政治悲剧。一方面，在故事情节的叙述过程中，批判了杨国忠等佞相奸臣所应承担的政治责任，另一方面又于故事结尾处对唐玄宗溺情惑政进行了婉转批判⑤。
《长恨歌传》曰：“故圣人节其欲，制其情，防人之乱者也。生惑其志，死溺其情，又如之何？”《杨太真外传》曰：“君不君，何以享国？父不父，何以正家？有一于此，未或不亡。唐明皇之一误，贻天下之羞。”因为溺情惑政，所以奸臣专权；因为奸臣专权，所以妃死国乱。这种曲终奏雅式的政治批判看似游离了情爱叙述情节，实则反映了作者对于帝王如何处理国家政权与私人情感关系所作出的文学思考，并且充分认识到封建君主时代帝王对于国家安危和社会稳定的特殊作用，具有“为君者戒”的文化反思意义。白居易在《策林》中指出：“故亿兆之所趋，在一人之所执。……若一出善言，则天下人获其福；一违善道，则天下人罹其殃；若一肆其心，而事有以阶于乱；一念于德，尔邦有以渐于兴。”⑥这正是对其《长恨歌》及相关情爱叙述作品的一个很好的注释。
综上所述，“情贞”主题的杨贵妃故事侧重“一对一”的情爱叙述，不涉及杨贵妃与政治的关系，具有一定“历史真实”性，作者正是以这种“真实”的情爱故事来讽喻批评唐玄宗溺情惑政，最终导致妃死国乱的双重悲剧，借此以引起后世殷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