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日对犹政策的分歧和苏德战场形势的逆转也为在华犹太难民创造了宝贵的逃生机遇。日本法西斯为何允许犹太难民进入上海，而且没有对上海的犹太难民下毒手？这是一个一般人不太理解的问题。要讲清这个问题，还需追溯一下日本对犹政策的演变过程。1931年以后，随着日本侵占中国东北并继续向关内步步进逼，日本与英、美、法等在华有既得利益的西方国家及苏联之间的矛盾日趋尖锐。在这种形势下，日本的一些所谓“犹太问题专家”如安江仙弘、犬冢惟重、鲇川义介、小迁等人，便纷纷提出了以实行扶植、亲善犹太人的政策来巩固在中国东北的统治，缓和与英美苏关系的主张。他们将自己的一系列构想非正式地称为“河豚计划”。
从1931年到1937年，日本政府也确实采纳了这些人提出的一些措施:允许哈尔滨、上海、神户等地的犹太人在一起建立远东犹太理事会，鼓励东北三省的犹太资本家经商办实业，并通过他们吸引犹太资本来“开发满洲”，竭力讨好上海、天津等地的犹太财团:对欧洲犹太难民进入上海等地持默许态度:千方百计与美国犹太人组织拉关系，希望通过他们“影响“美国政府的对日政策。就在这样的形势下，1938年12月5日，日本首相外务大臣、陆军大臣、海军大臣、大藏兼通商产业大臣召开“五相会专门讨论对犹政策问题，可见当时日本高层对犹太问题的重视。在这次会议上虽然五相之间在对犹政策上存在分歧，但基本上认可了“犹太问题专家”们的构想和努力。
就在“五相会议”后不久，以安江等人为核心的“犹太问题专家”又在对犹政策方面提出了一个更为具体的方案，使“河豚计划”由众多“亲犹”措施的大杂烩变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计划该方案长达90页，标题为“关于引进犹太资本的研究和分析”，主要内容是:在日本占领下的中国土地上建立一个“犹太人居留地”，先安置3万名犹太难民，然后逐步扩大；建立这一“居留地”的费用由美国犹太财团提供，首先需要1亿美元的安置费；应大力在美国等西方国家宣传该计划，邀请世界各地犹太知名人士来访问“居留地”；通过建立该“居留地”吸引犹太资本，并改善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关系。在得到高层批准后，“犹太问题专家”们四处推销此方案，重点做上海、哈尔滨犹太人士的工作，还派人去美国游说。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日本当局在1937年后仍对犹太难民涌入上海采取了默许态度。意园中高但是，无论日本人如何努力，“河豚计划”最终仍没能成功，原因很简单:日德法西斯逐渐合流并发动世界大战，使全世界犹太人清醒地认识到日统治集团与希特勒完全是一丘之貉，因而断然拒绝支持所谓“居留地”计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当局最后放弃了“河计划”。日本外相东乡在给驻汪伪“大使”的信中称:“由于大东亚战争的爆发，我们不得不重新考虑对犹太人的措施”。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德国以为日本必然会转而奉行反犹政策，因此抛出了“梅辛格计划”。然而，日本并没有在对犹政策上亦步亦趋地追随德国，双方的对犹政策仍然存在着明显的分歧和较大的差异，日本最终也没有实行“梅辛格计划”。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主要有以下原因。
日本内部仍存在主张对美媾和的势力。日本内部主张对美媾和的力量仍把中国境内犹太人视为与美国维持联系的媒介，因此不同意对他们采取屠杀政策，“犹太问题专家”们也仍在发挥着有限的影响；日本高层担心影响日苏关系。当时日本高层仍然希望保持与苏联的非战关系，而如果屠杀上海犹太人，必然涉及俄罗斯犹太人，会对日苏关系产生不利影响，这是他们不愿看到的。哈尔滨和日本犹太社团的游说活动。上海犹太社团通过哈尔滨（当时属“满洲国”）和日本的犹太人在日本高层官员中进行活动，劝说日本当局不要实施“梅辛格计划”，这多少也起了一点作用。东亚儒家文化没有反犹宗教偏见。
东亚地区是传统的儒家文化区域，不存在欧洲基督教地区那种狂热反犹的宗教、民族、文化偏见，因而上海的中下层日伪官员在思想上和感情上也难以接受“梅辛格计划”，对其没有什么热情，有的还暗中帮助犹太人，如日本驻上海外交官柴田付领事就因向犹太人通风报信而被撤职逮捕。苏德战场上形势逆转。苏德战场上形势发生逆转，苏联转败为胜，在斯大林格勒一举消灭30万德军，是日本决定不实施“梅辛格计划”的重要因素。德国学者海因茨·埃伯哈德·毛尔在《日本为何没有迫害犹太人》一书中分析了日本态度转变的过程:1942年夏，德国在苏德战场上似乎要取胜，因此日本开始考虑德国方面提出的消灭上海犹太人的计划，但当德国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大败后，日本拒绝对苏开战，对屠杀犹太人的态度也发生变化，最终采取了隔离方案。
斯大林格勒战役结束于1943年1月，而日本在一个月后就宣布建立“无国籍难民限定居住区”，这绝非偶然。毛尔的关键结论是:挽救上海犹太人生命的不是日本的宽宏大量，而是战争进程的转折。总之，上述种种因素互相交织在一起而发挥作用，才使身处险境的上海犹太难民得以在日本法西斯占领之下的上海幸存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