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艺术是以汉字书写为依托的，它的发展也深受汉字演变的影响。我们今天通行的今体文字为楷书系统，楷书是正体，与古典的章草相区别的今草是楷书正体的草体，而行书属于义的楷书正体的草体。
这种楷书、今草、行书的文字系统确立于魏晋时期，它从隶书系统演化来，从此汉字字体演变停止，后世的文字书写变化的只能是书体。魏晋是中国文字史和书法史的关键时期，它对于延续至今的一千多年来的中国书法的发展具有奠基性作用，这个时期也是书法家们青史留名的英雄时代。在魏晋时期的众多书法名家中，王羲之在继承前人基础上发扬光大，成为楷书、今草、行书这三种书体的集大成者，抓住了书法发展史上的大“势”，确立了以楷书为正体的新体书法的典范形态，被后人誉为“书圣”，对后世产生了无与伦比的巨大影响。
王羲之确立了楷书系统新体书法的典范，虽也有守旧者的批评，但逐渐成为垄断文化的士族风流的代表，欣赏者、仿效者蜂起，其中尤以王羲之之子王献之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王献之(344—386年)，字子敬，他是王羲之的第七个儿子，官做得比父亲大得多，但也与其父亲一样在政治上没有多少作为。
王献之的书法在王羲之的基础上有所发展，他自己也很自信，传说当父执辈谢安询问他与父亲书法的优劣时，王献之的回答是“固当胜”，这样的对话和王献之的回答，只有在东晋那个儒家名教礼法受到道家自然思想冲击的特定时代才会出现，而王献之的这个回答在其后也饱受保守士大夫的抒击。王献之传世的楷书代表作是《洛神赋》，被后世奉为小楷书的经典，和王羲之的小楷书比较而言，字间更疏朗，笔法、结构上没有太大的差别。
王羲之去世后，王献之独领风骚，在其身后的一段时间里，时人认为他的书法高于其父，但好景不长，稍后的梁武帝、唐太宗两位帝王贬低王献之书法，使其地位大大下降。梁武帝从个人审美感受出发，推崇古质而反对新妍，他认为王献之不如王羲之，而王羲之又不如钟繇，由于钟繇传世作品极少，所以客观上变成了崇大王贬小王。唐太宗对王羲之书法推崇备至，亲自撰写了《晋书》中的王羲之传。
可能是从个人审美出发，可能还杂有君臣、父子等纲常名教观念作祟，唐太宗在推崇大王的同时贬斥小王，认为王献之的书法观其字势疏瘦，如隆冬之枯树。唐太宗所论甚偏颇，但以其帝王之尊，对王献之书法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
所以，这样也就奠定了后世对于王羲之以及王献之书法评论的格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