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八年十月，日本侵略者占领了广州、武汉以后，我国的抗日战争进入了相持阶段。这时，由于我党领导的敌后游击战争的巨大发展和抗日革命根据地的广泛建立，严重威胁着敌人的后方，又加上敌人战线太长，兵力不足，国内矛盾重重，迫使日寇停止了对国民党正面战场的战略进攻，而把主要力量转向敌后战场，以便巩固其所侵占的地区。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后，我国的政治、军事形势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其显著表现是:出现了日寇对国民党的诱降，英、美加紧劝降，汪精卫叛国投降，蒋介石动摇妥协的错综复杂局面。
这时，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根本方针虽然没有发生变化，但是他们的政策重点却改变了。抗战初期，日本帝国主义重视国民党，轻视共产党，认为中国共产党的力量有限，不足为患，故用其主力向国民党战场进攻，对它采取以军事打击为主、政治诱降为辅的政策。武汉失守以后，日本帝国主义对国民党的政策，改变为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并逐渐转移其主力来对付共产党。从此，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了对国民党诱降活动。日本外相宇垣声称要向国民党谋取妥协的和平，取消“反蒋”口号，放弃过去不以国民党为谈判对手的政策。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日本首相近卫发表声明，宣称要建立“东亚新秩序”，中日两国缔结成一个反共的军事同盟，提出了所谓“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三原则。同时，日政府还进一步表示只要国民党投降，日本军队可以撤出华中、华南；华北由日本占领，但可以在名义上属于中国。他们还以“合办实业”为名，允许中国的资本家在华中、华南投资百分之五十一，在华北投资百分之四十九，借以挑动国民党投降、反共和分裂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九三九年，日本帝国主义就以主要兵力对我敌后抗日革命根据地大举进攻，反复“扫荡”，其中日军有五十四万人，占日本侵华总兵力的百分之六十二，伪军有十四万五千人，几乎占了当时伪军的全部。仅抗战的第二、第三周年，敌军在华北千人以上的“扫荡”就有一百零九次之多，使用的兵力达五千万人次。
所以，我解放区就成了抗日战争的主要战场。在日本帝国主义向国民党诱降的同时，英美帝国主义也对国民党进行了劝降活动。因为，英、美既期望日本通过侵华战争向北进攻苏联；又害怕日本协同德国希特勒一道来反对自己。所以从一九三八年到一九三九年间，他们曾几次酝酿召开太平洋国际会议”，压迫中国对日投降；英国驻华大使卡尔曾多次往返于上海、重庆之间，劝说蒋介石向日本求和。他们企图以牺牲中国来取得和日本帝国主义的妥协，这就是“远东慕尼黑”阴谋。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的投降危险也迅速地增长了。暗藏在抗日阵营中的亲日派汪精卫集团，自日战争爆发后，就和日本侵略者秘密地互通函电，信使往返，进行投敌叛国活动。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汪精卫、陶希圣、周佛海、曾仲鸣等潜离重庆，经昆明飞往河内。与此同时，陈公博、高宗武等亦相继投敌。十二月二十九日，汪逆精卫在河内发表“艳电”，响应日本首相近卫声明，向重庆当局建议“和平”，即劝蒋介石也投降日本。从此，以汪精卫为首的国民党大资产阶级亲日派公开投敌，成了可耻的汉奸卖国贼。亲英、美派的蒋介石集团，由于本身在作战中遭受的惨败和对人民抗日力量的仇视和恐惧，在日寇诱降和英、美劝降下，实行消极抗战，积极反共、反人民的反动方针。他们把军队的主力都集中到以重庆、西安为中心的中国西南部和西北部地区，保存实力，避战观战。同时，他们还散布所谓“和则存，战则亡”“太平洋会议是复兴中国的步骤”等投降言论，不断与日本帝国主义勾勾搭搭，进行投降活动。一九三九年一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确定其政策的重点由对外转向对内，并制定了一整套的“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反动政策，通过了蒋介石所提出的《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并设立了专门的“防共委员会”。
二月，又秘密颁布了《共党问题处置办法》、《沦陷区防范共党活动办法草案》等反动文件。他们大肆诬蔑“八路军、新四军游而不击，不听指挥”、“陕甘宁边区实行割据，向外扩展”、“共产党阴谋推翻政府”等等，有意歪曲事实，蒙蔽真相，大造反革命舆论。在国民党统治区，蒋介石模仿德、意法西斯的办法，设立了许多监狱、集中营，囚禁、屠杀共产党人和其他进步人士；他们还派遣大批特务潜入我陕甘宁边区和其他各解放区，开展所谓“点线工作”，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国民党在“政治限共”的同时，还加紧了它的“军事反共”活动，不断在各地制造反共惨案。一九三九年三月底，国民党军秦启荣部在山东博山太河镇伏击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三支队，惨杀我军干部战士百余人。
六月，河北国民党军张荫梧部，袭击我河北深县八路军后方机关，又惨杀我军指战员四百余人。同月，国民党军杨森部在湖南平江包围新四军后方通讯处，杀害我军干部和工作人员涂正坤、罗梓铭等六人。九月，国民党军程汝怀部在湖北东部围攻新四军后方机关、惨杀我军干部、战士五、六百人。十一月，河南确山县国民党军队和特务，又围攻新四军留守处，杀害我军伤病员和家属二百余人。同时，国民党还无理地提出取消我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针对国民党的投降、反共逆流，一九三九年一月二十四日和二十五日，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五中全会及蒋介石，指出在日军阴谋分化我国内部之际，必须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二月十日，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了《关于河北等地磨擦问题的指示》，指出:“当敌人进攻，我军血战之时，忽闻要取消冀中冀南行政公署，冀察晋政委会，实使抗战将士、敌后民众闻之愤慨。影响甚大，决不能从。”又说:“对非理进攻，必须反击，决不能轻言让步”。五月一日，毛泽东在延安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大会上，揭露了蒋介石的假三民主义、真投降主义的丑恶嘴脸。
六月三十日，毛泽东又发表了《反对投降活动》一文，进一步揭露出国民党制造分裂阴谋的实质，就是为其投降日寇作准备。他明确指出:“我们坚决地斥责那些公开的汪精卫和暗藏的汪精卫辈制造反共空气、挑拨国共磨擦、甚至企图再来挑动一次国共内战的阴谋”，号召:“全国一切爱国党派，一切爱国同胞，必须睁大眼睛注视那班投降派的活动，必须认识当前形势中投降是主要危险、反共即准备投降这一个主要的特点，而用一切努力去反对投降和分裂。”为了孤立国民党反动派并对它的反共、投降活动进行坚决的斗争，一九三九年七月七日，中共中央在为纪念抗战两周年发表的对时局宣言中，提出了“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政治口号，动员全国人民为争取时局好转而斗争。随后，为了反对国民党的军事进攻，我党提出了“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严正自卫原则。十月，党中央在《目前形势和党的任务》的决定中，再次向全党敲起警钟:“我党各级领导机关和全体同志，应该提高对当前时局的警觉性，用全力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巩固我们的党，巩固党所领导的军队和政权，以准备对付可能的危害中国革命的突然事变，使党和革命在可能的突然事变中不致遭受意外的损失。”为了更好地动员群众克服投降、分裂和倒退的危险，有准备地应付可能发生的突然事变，为了使党成为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必须加强自身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