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五十年代，在沈阳和太原同时进行了一次举世闻名的历史大审判，几十名罪孽深重的日本战犯被推上了审判台。面对如山铁证，昔日不可一世的侵略者无不低头认罪，有的甚至痛哭下跪要求严惩自己，但本着宽大方针，他们分别只被判了8年至的有期徒刑，60名伪满战犯无一领刑。与东京大审判上，即使走上绞刑架也死不认罪的日本战犯形成奇妙的反差。
梅汝敖为侦讯人员培训
原北京高法离休干部、今年()85岁高龄的李放老人曾在1954年至1955年期间参加了侦讯日伪满战犯的工作，用老人话讲：提起往事记忆并不如烟。他曾两次找到伪满皇帝溥仪谈话，亲身经历了战犯们由"魔鬼"变成人的改造过程，历时年余的侦讯工作对后来成功审判战犯也起到了立木架梁的作用。
▌李放老人参加了侦讯日伪战犯的工作，图为作者与85岁的李放老人合影。
当时被中国政府关押的日本战犯多达1109名，其中969人是苏联移交的，140人是被中国政府逮捕的。最后，除去关押期间死亡的47人，被处理的为1062人。这些战犯大多被关押在辽宁省抚顺战犯管理所，少部分关押在太原。对战犯们大规模的侦讯始于1954年1月，中央指示最高人民检察署负责，中组部从全国各级检察机关及公安部、军委联络部等单位紧急抽调了350名相关人员，时任河北省公安厅侦查队长的李放有幸被选中。很快这几百人集中到北京接受培训，地点就在现在的真武庙。培训内容繁杂且必要，时间紧张而有序。抚顺战犯管理所所长孙明斋先是介绍了日伪战犯的管理情况和他们的心理状态。高检的王桂五同志讲解了国际法，再结合侵略者释放毒气、虐杀战俘以及使用细菌武器等，大家进一步意识到这都是违返国际公约、犯下战争罪的典型行为。曾参加了1946年东京大审判的著名法官梅汝敖也做了生动讲解，详细介绍了远东审判的情况，大家听后都非常有信心，让我们国家的这次审判达到更好的效果。
伪满皇帝跪在刘大娘面前
训练班结束后随即成立了高检署东北工作团委员会，32岁的李放担任了审讯室第三组组长，而头号伪满战犯溥仪就在他的这个组里。起初，侦讯工作阻力很大，不少战犯暗中怀有抵触情绪，这些人为了个人私欲卖国求荣，罪大恶极，无疑犯有叛国罪，但对他们的侦讯还要有别于日本战犯，毕竟伪满战犯也是中国人。
▌溥仪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接受改造
青年时代目睹了铁蹄横行，国破城残的李放，对日寇和汉奸恨之入骨，一直盼着报仇的那一天，但当下作为政法干部必须以法律和政策武装自己，不能感情用事，于是侦讯仍然以政策攻心开路，李放本着挽救的想法诚恳而严肃地进行开导，反复讲解党的政策。俗话说：擒贱擒王，伪满皇帝溥仪尽管沦为阶下囚，但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在伪满战犯中很有影响，若让溥仪低头认罪就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1954年3月，李放找溥仪进行谈话，先给他详细介绍了当前的形势，讲了列宁的“帝国主义论”；讲了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必然兴起。还向其阐明了认罪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同时也肯定了他在东京审判上的表现。
1946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审判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等日本战犯时，溥仪作为受害人曾出庭作证，控述日本侵略者毒死其妻谭玉龄和在我国东北地区所犯下的种种罪行。由于溥仪的敏感身份，他的态度对于揭露日本军国主义者侵略中国、残害中国民众、掠夺中国财富等罪行有一定的帮助。但实话实说，站在证人席上的溥仪并没有讲出全部的心里话，他仍抱着留在日本的侥幸，担心回国后被以叛国罪严惩。因为溥仪自知身上的罪恶，决东东海之波也难洗刷。当年，他以伪满洲国统治者的名义签发、颁布了一系列法令，为侵略者在我国土地上横行霸道打扮上合法外衣。溥仪为保住自己名存实亡的皇帝位置，不惜牺牲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充当了侵略者的帮凶。
▌1946年8月10日，溥仪作为证人出席远东国际军事法庭
经过耐心地做思想工作，李放觉得溥仪在谈话中的态度越来越好，天空虽没有影子，但我已飞过，伪满皇帝虽没完全放弃抵触，但李放已感到胜利在望。之后，又经一次谈话，加之关押期间受到的政治思想教育，良心得以感化，溥仪终于对自己所犯罪行都做了如实供述，并揭发日本战犯罪行百余件，为后来侦讯日本战犯打开了一个重要突破口。
在毛主席、周总理的关怀下，溥仪的叔父载涛和两个妹妹韫颖、韫馨也前来探望，破落的“皇亲国戚”们本以为此生难见，没想到大家在新社会都得了做人的尊严，大家相聚感慨万千。紧接着，60名伪满战犯还先后被安排到东北以及北京等地参观，看到祖国的建设日新月异，蒸蒸日上，战犯们都为自己过去的罪恶统治惭愧不已。特别是溥仪，在抚顺郊区，当听到刘大娘讲到全家在伪满时期所遭受的非人苦难时，羞愧难当，分开众人扑通一声跪在老人面前“伪满皇帝”的心理防线坍塌了。
包括溥仪在内的伪满战犯们尽管都做到悔罪认罪，但毕竟罪恶太重，在起草《起诉书》时，仍有很多人相信会处死溥仪。然而毛主席明确表态，不同意处死溥仪，事实证明毛主席的决定十分英明。1959年溥仪拿到特赦书时痛哭流涕，椎心泣血般自问是谁让自己走上罪恶的道路。获释后，他先后在中科院植物研究所、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室工作，1964年还当选了全国政协委员，由罪人真正改造成为对人民有用的人。
▌周总理接见溥仪夫妇
周总理亲审起诉书 吕淑湘严把文字关
对日本战犯的侦讯难度要更大一些，这些人军国主义思想严重，民族优越感深入骨髓，拒不认罪，甚至说什么“我们是为中国建设而来。”如果没有确凿证据根本驳不倒他们。这些战犯大多在伪满洲国内担任军政要职，盘根错节，根系繁多，劣迹遍布全国10余省，调查取证非常困难。侦讯人员克服重重困难，收集各种证据近3万件，做到了铁证如山。很多同志认为自己的汗水不会白流，至少会有上百名血债累累的战犯会被判死刑。然而，最终的结果让大家深感意外，中国政府决定只对其中的45人予以审判，1000余人免予起诉。李放和很多人一样，开始也想不通。然而此时周总理的话在他们耳边响起：后你们会看到中央的决定是正确的！
审判之前，为了万无一失，一份起诉书常常要改很长时间，像伪满最高行政长官武部六藏的起诉书就改了半年多时间。日本战犯中头号人物铃木启久及8名要犯的起诉书尽管漫长，周总理也是逐字逐句审阅，连标点也用毛笔点清楚，语言专家吕淑湘最后严把起诉书的文字关。
1956年7月，李放参加了对武部六藏等28名战犯的公诉，让李放感慨的是，庭审现场可谓千古一绝，所有受审战犯无一抵赖，全部认罪，而且是痛哭流涕，顿足捶胸，有的甚至鞠躬或下跪请求严惩。被“免予起诉”的千余名日本战犯回国后自发成立了“中国归还者联络会”，随着中日邦交正常化，“中归联”多次友好访华，真正应验了周部理高瞻远瞩的那句话——“后看效果”。
▌1956年7月，在沈阳特别军事法庭，李放（左二）作为检察员对日本战犯提起公诉。
半个世纪前，凭借着一腔热忱，凭借着对党和人民的忠诚，我们的政法干部把杀人不眨眼的恶魔改造成了具有良知的普通人，创造了人间奇迹，赢得了世人赞誉。这段历史虽已远去，但至今对我们有强烈的借鉴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