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徐媛
近日，媒体报道，南通男子小林和小张恋爱一年结婚，婚宴当晚，小张发现丈夫曾患甲状腺癌，认为其隐瞒重大疾病，要求撤销婚姻。法院认为，小林已经治愈，不属于重大疾病范畴，驳回了诉讼请求。
此事引发争议。很多网友认为，小林隐瞒患癌，道德有亏，伤害了夫妻间最基本的信任，既然两人关系已经破裂，法院应该撤销两人婚姻关系，还被蒙骗的小张公道与自由。
的确，婚前告知重大疾病，是夫妻之间的基本义务。《民法典》规定，一方患有重大疾病的，应当在结婚登记前如实告知另一方；不如实告知的，另一方可以向人民法院请求撤销婚姻。可问题在于，何谓“重大疾病”，《民法典》里既没有概括性的规定，也没有明确列举。在司法实践中，某种疾病属不属于重大疾病，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法官的自由裁量。
本案中，丈夫小林婚前隐瞒的“甲状腺癌”，网络上有人称为“喜癌”，是预后最好的癌症之一，5年的存活率高达90%。患者不仅可以长期存活，生活质量也跟正常人没有什么区别，甚至很多国家和地区都将甲状腺癌剔除出重疾险必保疾病范围。
此外，有法律观点认为，婚姻家庭法界定的重大疾病，应该同保险行业的标准有所区别，其立足点应该基于“是否危害对方当事人之健康以及子孙之健康”。在司法判决中，很多法官会沿用《母婴保健法》第九条规定：若婚姻一方患有严重遗传性疾病、指定传染病或有关精神病，以及医学上认为不宜结婚的其他疾病，准备结婚的男女双方应当暂缓结婚。如果婚姻一方知晓自己患有上述疾病，无论程度轻重，都属于重大疾病的范畴，需要提前告知，否则另一方有权撤销婚姻。
本案中，丈夫小林罹患的甲状腺癌，显然不属于明文禁止的遗传病、传染病和精神病，在医学领域内，是否为重大疾病，尚且都有争议，加上业已痊愈，法官据此驳回妻子撤销婚姻的诉求，似乎无可厚非。但此案的争议，还是点出了类似案例的判决困境。
一方面，重大疾病的范畴该如何划定，有待进一步明朗。毕竟，《母婴保健法》认定医学上不适宜结婚的疾病，主要是出于优生优育的考虑，范围比较狭窄。设想，如果丈夫隐瞒的不是相对温和的甲状腺癌，而是另一种凶险的重大疾病，虽不会危及生育和下一代的健康，但确实会在经济、精神、生活等方面，给另一方造成重大的压力，影响到她的终身利益，甚至将她拖入无底的泥潭。这时若不能撤销婚姻，未免不近人情。虽然被隐瞒一方可以申请离婚，但对于无过错的她来说，显然不公平。
另一方面，若放宽重大疾病的界定标准，其治愈的时间线如何划分，也是一个问题。以癌症为例，随着医学的进步，癌症治愈的可能性极高，但复发的不确定性，依然是困扰癌症患者的难题。婚前治愈，婚后又复发，这属于先前疾病的延续，还是该视为新患的疾病？此种情况下需不需要履行如实告知的义务？这些问题都有待法律的解答。
《民法典》没有明确重大疾病的范围，立法者主要是考虑到医学在不断向前发展，发现的病态基因越来越多，治疗水平在不断更新和进步，而法律的稳定和滞后性，不可能将某个时期内的重大疾病一一穷举，因而需要司法机关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在实践中予以认定。
但事实证明，将何谓重大疾病，交给并非医学专业出身的法官来认定，实属强人所难，影响却相当深远。如果法官裁定的范围过大，则不利于婚姻关系的稳定；如果范围过小，很难惩罚过错行为，对受害者缺乏实际的权益保护。因而很多一线的法律工作者，都期待相关部门能够提供明确的范围和指引，一来在婚姻登记时能告知当事人什么是重大疾病，让他们对结婚的后果有充分的考量；二来能为被蒙蔽的一方及时止损，让他们拥有重新选择的机会。
法律鼓励夫妻肝胆相照、患难与共，但同舟共济的婚姻必须建立完全自愿的基础上。而完全自愿的前提，是双方信息的对称，知情的各方能够预料到婚姻的风险，做出合乎心意的选择。《民法典》规定“隐瞒重大疾病可撤销婚姻”，就是在督促夫妻双方履行忠实义务，防止一方心怀侥幸，将自己的幸福建立在他人的痛苦之上。
而制度的良好初衷，需要有更细致的法律规定来实现。鉴于医学的专业和复杂性，法官难以面面俱到，在迥异的个案中做出绝对公正的考量，很可能出现“同案不同判”，浪费司法资源。相关部门需要明确重大疾病的范围，制定统一的裁判依据，既是为法官减轻压力，也是为了让个体免受婚姻欺诈之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