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内蒙古伊克昭盟，一牧民正在放牧，忽然发现一只羊儿在一处打转，怎么也不走，牧民走进一看，只见地上露出一角长满绿锈的铜疙瘩，牧民颇感好奇，连忙扒开沙子，谁知挖出一件造型极为滑稽的铜器，顿时笑得直不起腰。
这件铜器的造型太喜人了，整体看来，这个铜器和酥油茶桶很相似，桶深把粗。不同的是，它长了三条小短腿，腹部还接着一根管子，憨态可掬，令人捧腹。
牧民心情大好，随即扛着铜器踏上了返程的路。由于铜器保存完好，牧民觉得当废铜卖了可惜，因此没有直接扛到废品站，而是带着铜器找到邻居，请教他这到底是何物。
邻居是一名老师，平日里颇为严厉的，可当他看到这件造型另类的铜器，也不禁莞尔。笑过之后，老师接过铜器，仔细研究其铜器上面的铭文，半晌，老师郑重地告诉牧民，这不是酥油茶桶，应该是一件西汉的文物。
原来，这件铜器的底部铸有“千章”二字，器身刻铭“千章铜漏一，重卅二斤，河平二年四月造”。从铭文可以得知，这件铜器是在“河平二年”，也就是公元前27年铸造的，至于它是用来做什么的，老师就不得而知了。
牧民见老师对这件铜器爱不释手，当场表示愿意转让给老师。最终，两人达成约定，等秋天羊儿肥了，用一只羊置换此铜器。
牧民走后，老师再次研究起这件铜器，很快又在铜器的第二层梁上发现了“中阳铜漏”四字。结合前面发现的“千章铜漏”四字，不难推测，这件铜器名为“铜漏”，那铜漏到底是什么东西呢？
老师迫不及待跑去翻阅各种史料，很快就找到了关于铜漏的记载。原来，铜漏也叫漏刻，是古代一种计时器！这一发现，让老师意识到这件漏刻很可能是了不得的文物，于是连忙联系了当地文物部门。
专家闻讯赶来，简单研究后，告诉老师这件漏刻的确是西汉时期的文物，极为罕见。老师深明大义，当场表示愿意上交。专家了解到这件漏刻是牧民捡到的，还特地奖励了牧民二十块钱，以资鼓励。以当时的物价，二十块钱足以买下两只羊了，一时间皆大欢喜。
经过进一步研究，专家终于破译了漏刻上的铭文。这件漏刻名为“千章铜漏”，重32斤，于公元前27年，即汉成帝时期，在千章县铸成，后来又归中阳县所有，因而也称“中阳铜漏”。当时，中阳和千章隶属于西河郡，具体位置在山西西北与内蒙古交界一带。
经中阳铜漏通高47.9厘米，重8250克。壶盖上方有双层横梁，梁高14.3厘米、宽2.3厘米；壶身呈圆筒形，直径18.7厘米，容量6384立方厘米；接近壶底的位置，有一根斜着向下的管子，可用来泄水；壶底有蹄形三足，起到支撑的作用。
那问题来了，中阳铜漏明明是8250克，也就是16斤多，为何铜漏上却刻着重三十二斤呢？原来，西汉时期的一斤和现在的一斤有所不同，那时候的一斤大约是250克，以当时的计重，32斤属实没问题。
遗憾的是，专家在研究时发现，中阳铜漏缺少一个关键的零件——箭杆。
所谓箭杆，就是用来刻有刻度的杆子，是用来读取时间的工具，相当于手表的时针、分针。据《汉书·哀帝纪》记载：“建平元年(前5年)，待诏夏贺良等言……漏刻以百二十为度”。其中的百二十度，就是刻度。汉朝时期，古人把十二个时辰分为一百二十刻，把刻度刻在箭杆上，再将箭杆沉入铜漏，通过读取箭杆的刻度，就能精准计算时间了。由于箭杆的材质多为木制，难以保存，中阳铜漏从铸造到现代已经2000多年了，消失实属正常。
值得一提的是，汉哀帝确定一天为百二十度后，西汉时期的“一刻”换算下来就是12分钟，并非我们印象中的15分钟，直到清初，九十六刻制成为正式的时制，每刻15分钟才正式定了下来。
那漏刻到底是如何使用的呢？
漏刻的使用极为简单，只需在壶内装满水，然后在壶中放置一根带有刻度的箭杆，随着水从管道流出，壶内的水面就会指到不同的刻度上，如此，人们就知道具体时间了。
在使用过程中，古人还考虑到水面有张力和压强不同，制订了不同的应对方法。
1、针对水面有张力，水容易吸附到箭杆上，以致读出的刻度值不精准这一问题。古人发明了“沉箭法”。即用竹材或木材制成漂在水面的“箭舟”，用箭杆立于箭舟之上，随着壶内水面的下沉，箭舟也会下降，箭杆上的刻度便会沉入水中，读起来就不会被干扰。
2、针对水的压强不同，流速不匀速导致计时不准确这一问题，古人特地在出水管口加装了云母片进行调节，保证水流速度始终如一，精准计时。
漏刻是古代的伟大发明，它不仅弥补了圭表、日晷等计时器依赖太阳的缺陷，还因其体型较小，便于携带，在军事行动中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不仅如此，时间在滴答声中流逝，也激发了文人骚客的文学细胞，留下“玉漏银壶且莫催”、“五夜漏声催晓箭”、“金炉香烬漏声残”等名句。
中阳铜漏是迄今为止我国发现的保存最完整、且有明确制造年代的泄水型沉箭式漏壶，稀世罕见，弥足珍贵，现如今，这件漏刻珍藏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内蒙古自治区博物馆也有复制品，
#头号周刊#
日本鬼子来的时候我才14岁，年纪还轻；但已懂事了。那时我们铁铺桥（当时诚九峰乡五保）这一带很穷，鬼子来了没有钱的人无处跑，有钱人都跑了。1941年古历八月初七，我正在田里扮禾，亲眼看到学堂坡的诗荣华被日本鬼子枪杀在井塘冲嘴上。雅塘冲（现属雨花乡农科站）的段梅生，被日本鬼子当作中国兵抓到“浙江围子”（旧社会浙江人在长沙的日乡会购置的专葬浙江人的墓地，现属赤岗村）墓庐屋里，把他的手张开钉在壁上，一顿剌刀朝他乱刺，活活的被乱刀杀死的。下塘冲(现属雨花亭乡农科村)的周茂秋也被杀死。
我们本队的蒋德春(德拐子)和蒋德生是两兄弟。蒋德春被日本鬼子掳去无音信。老弟蒋德生（蒋九伢子）在第二次日本鬼子来时，被鬼子看见了，他吓得就跑，鬼子开枪追击，把他打死在茅屋湾（现雨花乡东方红村）磡脚头，就是祖坟嘴的竹山边。兄弟两个都惨遭日本鬼子杀害。
还有王家祠堂（现雨花乡农科村）的王相晃，横冲子（农科村）的刘伟益也是被日本鬼子掳去后没回来，至今无音信，肯定是被杀害了。铁铺桥（现农科村）的王福初（三朋子老倌）掳走后也没有人了。这里（当时只两个甲的地方）只有百多人，被日本鬼子打死、杀死的就有三、四个，掳去的有七、八个。
日本鬼子真是惨无人道，我亲眼就看到在王自然(地点)岭上(现农科村)。当时长沙城里一个拖东洋车子的人力车夫，他们夫妻俩(手里还抱个吃奶的伢子）逃难到这里。被日本鬼子抓了，强奸他的老婆，还要男的站在旁边望了。一个女的反抗不肯，日本鬼子就用刺刀在他大腿上钻了一个眼，鲜血只管流，女的痛得大哭大叫。3个鬼子就轮奸，还要王明正用手巾去擦她的小便处（阴部），一擦一次，擦完下一个又上，轮奸后鬼子还要杀害他们的孩子，那男的跪在地上求饶，鬼子才没有杀死这个细伢子。这些家伙真是残忍至极，比野兽还不如。
我和我母亲、老兄逃难到天井岭廿家屋场(现属洞并乡天华村），那次来了 100多日本兵，围了利家桥三、四个屋场, 把难民都赶到甘家屋场做一堆围在一起，难民中的女的赶紧用锅墨烟子把脸搽得墨黑，头发抓得稀乱，一个个不成样子。可是鬼子还是抓了好多女的拉出去集体强奸，有的还被打得要死。究竟好多人？如何强奸的？我就搞不淸了，反正抓了好多人，集体强奸。
有回鬼子把我抓到黄土坳现在矿山机械厂(长沙重型机械厂）的口子上，又抓了一个难民，要他扮禾，这是个老头。日本鬼子最恨老人，最虐待老人，把这个老人打得真作孽，头破血流，遍体鳞伤。老人又正在屙肚子（腹泻），搞得屎尿一身。臭不可闻。
更为残忍的是：一次五、六个醴陵人推着“江西车子”(一种木制独轮土车)，装的都是瓷碗，被驻扎在“藕塘”（原属九峰乡，现属马王堆乡友谊村）的日本鬼子警备司令部抓了当作游击队，打得皮脓残疾，随后挖好洞子，在杀他们前每人给一碗冷水喝了。有个醴陵人被杀前喊着要搭个信给他家里，声音凄惨至极。这几个人被杀时，鲜血溅起好高。
————黎绍文口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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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抗日战争纪念网
看了这段记实，不知道大家有什么感悟。抗日战争我们虽然取得了最终胜利，但远不是如神剧般的轻松。
对于当年日军的残暴行径，本人的态度是不回避历史、不夸大史实、不鼓动大家仇视日本，但作为曾经受难的华夏儿女，我们必须了解这段历史！！！
作为华夏子孙，都该好好了解真实的抗日战争状况，正视那段屈辱的历史，并以此来警醒后人！！
唐代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的盛世，不仅体现在政治的开明、文化的灿烂、经济的繁荣，还有就是科技的发达。在科技方面，中国的建筑技术更是遥遥领先于同时期的世界各国。举个例子，在武则天当政时期，东都洛阳，就有一座耸立云端、巍峨壮观、耗费铜铁几百万斤，堪与巴黎埃菲尔铁塔媲美比肩的金属结构建筑艺术杰作一一天枢。只可惜这座瑰丽无比的伟大的建筑，只存在了二十年，便被唐玄宗的一道圣旨，强行拆毁，其框架铜料熔了三个月才终于化尽，留下一声声无奈的叹息随着时光的流逝，湮没在茫茫青史之中。
上世纪初，日本建筑史学者关野贞曾断言：“中国境内已不存在唐代木构建筑，想看唐代木构还得去日本的京都和奈良。”
唐代毕竞千年以前的存在。比起砖石建筑，木构建筑因其材料特性更难保存。除战乱等人为破坏外，还有地震、火灾、水患等自然灾害的损毁，即便现在有遗存，也是凤毛麟角的，但是稀少不等于没有！
所以，日本人的断言，显然是研究古建筑学的梁思成等人根本无法接受的事实，因为盛唐是我们中国的盛唐，小日本有唐代的木建，而在我们自己的国土上却寻不着，所以该言论刺伤的不仅是梁思成一个人，还有很多与他志同道合的文化人的民族自尊。
从1932年开始，梁思成与夫人林徽因率领中国营造学社的成员在中国实地进行考察，重点放在了山西。李氏家族的发迹之地是山西，唐王朝鼎盛之时礼佛甚重，而山西的木质佛教古建筑在全国保存的也比较完整。5年多时间，他们去了137个县市、查看了1823座古建筑。虽然没有找到遗存，但却有了重大收获，在敦煌莫高窟61号洞的一幅“五台山图”，上面有一座“大佛光之寺”让梁思成凝视了许久，突然他抑制不住的意外的惊喜，让同行的人眼前一亮：唐代的木制建筑就在五台山。
现在的关健问题是要找到能够让人信服的证据一一文字。
1937年6月底，梁思成、林徽因夫妇等人第三次踏上了赴山西五台山寻访唐代木建遗存的路途。一路的辛苦劳累不必说，两天后，终于走到豆村附近的佛光寺。梁思成记录当时的惊喜：“佛光寺一寺之中，寥寥数殿塔，几均为国内建筑孤例……………………都是他处所未见者，皆为研究中国建筑史中可贵之遗物也。”
此次之行，工作人员个个信心十足，而梁思成夫妇也是抱定了不达目的，决心收兵。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几天紧张繁忙而又细致的查找，在东大殿内房梁底下，藏匿此处千年的字迹，终于被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的梁思成夫妇发现。有字的左右梁一共有4根。但因年代久远，房梁已经积满了灰尘，梁底距离地面7米多高。尽管殿内光线不够，难以辨识，但此刻所有的人都兴奋不己。要知道这些字，可不是一字千金，而是个个都是无价之宝。
后经确认的几个字是“女弟子宁公遇。” 这和史料记载完全吻合。唐武宗灭佛时，寺内除几座墓塔外，其余建筑全部被毁。唐大中京都女弟子宁公遇和高僧愿诚主持重建。寺内东大殿及殿内彩塑、壁画等，就是当时重建后留存下来的遗物。大殿石柱上镌刻的年代正是唐大中十一年（857年）。
这一突破性发现，轰动了中外建筑学界，不仅填补了我国建筑史上关于木质建筑空白的重要一页，同时也回敬了日本人(狂言中国再无唐代木质建筑)一记响亮的耳光！
脉诊与河图何干？脉位法天地五行（河图）论
——清·李延昰《脉诀汇辨》说：
人配天地，而称三才，人身俨然一小天地。凡两间之理，无所不应，他不具论，即如脉之合于五行者，粲若指掌，请得而陈之。
北方为坎，水之位也。南方为离，火之位也。东方为震，木之位也。西方为兑，金之位也。中央为坤，土之位也。
试南面而立，以观两手之部位，心属火居寸，亦在南也。肾属水居尺，亦在北也。肝属木居左，亦在东也。肺属金居右，亦在西也。脾属土居关，亦在中也。以五行相生之理言之，天一生水（金栋按：汉代谓之五行生成数，宋儒谓之河图，下图一、二、三），故先从左尺肾水生左关肝木，肝木生左寸心火。心火为君主，其位至高不可下，乃分权于相火。相火寓于右肾，肾本水也，而火寓焉。如龙伏海底，有火相随。右尺相火生右关脾土，脾土生右寸肺金，金复生水，循环无端，此相生之理也。
更以五行相克之理言之，相火在右尺，将来克金，赖对待之左尺，实肾水也，火得水制则不乘金矣。脾土在右关，将来克水，赖对待之左关，实肝木也，土得木制，则不侮水矣。肺金在右寸，将来克木，赖对待之左寸，实心火也，金得火制，则不贼木矣。
右手三部，皆得左手三部制矣，而左手三部竟无制者，独何欤？右寸之肺金，有子肾水可复母讐。右关之脾土，有子肺金可复母讐。右尺之相火，有子脾土可复母讐。是制于人者仍可制人，相制而适以相成也。此相克之理也。
人诚能体天地之道以保其身，脉何有不调者哉？！
金栋按：脉诊脉位中，寸口脉寸关尺三部诊法分候脏腑之原理，本于《素问·脉要精微论》之尺肤诊，说：“尺内两旁则季胁也：尺外以候肾，尺里以候腹。中附上：左，外以候肝，内以候鬲；右，外以候胃，内以候脾。上附上：右，外以候肺，内以候胸中；左，外以候心，内以候膻中。前以候前，后以候后。上竟上者，胸、喉中事也。下竟下者，少腹、腰、股、膝、胫、足中事也。”（下图五）
上以候上（心、肺），中以候中（肝、脾），下以候下（肾、命门），即左寸、关、尺依次分候心、肝、肾，右寸、关、尺依次分候肺、脾、命门，见于《脉经》所引“《脉法讚》”，此又与《素问·刺禁论》说“肝生于左，肺藏于右”有关（下图六），即肝位于中焦而肝气居左，故左关位候之；肺位于上焦而肺气居右，故右寸位候之。后世亦有附会易学之五行八卦河图以说明脉诊脉位者，如
清·张璐《诊宗三味》说：“李濒湖曰：两手六部，皆肺之经脉。特取以候五藏六府之气耳，非五藏六府所居之处。即《内经》所指藏府部位，乃是因五气而推。火旺于南，故心居左寸；木旺于东，故肝居左关；金旺于西，故肺居右寸；土旺于中，而寄位西南，故脾胃居于右关；水旺于北，故居两尺。”及本文李延昰《脉诀汇辨》之“脉位法天地五行论”等。
据易学史料，黑白点河图（下图一、二、三），汉代谓之五行生成数，在易学体系中谓之易图，中原传世典籍始于宋易，首见于南宋大儒朱熹《周易本义》。据史料，“至今天下言脉者，由扁鹊也”（《史记·扁仓传》），战国神医扁鹊秦越人始创独取寸口诊法，汉代编纂成书的《内经》《难经》《伤寒杂病论》及晋代王叔和《脉经》等，皆未言及脉诊脉位与河图有关（但《难经·十八难》有以三阴三阳五行相生推演之脉位图，暗含有宋代之河图，如下图三）。
脉诊脉位与河图结缘，或始于明代张太素《太素脉诀》，后世亦有沿袭者。然以宋代易学之易图附会于汉晋时期之脉学——脉诊脉位，是否犹如相声大师口中的“关公战秦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