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素质教育
文.卢玉峰
什么是成功的教育？成功的教育当然是培养有用的人才。怎样才算是有用的人才？怎样才能培养出有用的人才？依现在的眼光看，过去的那种靠一篇文章赢得未来的科举式的应试制度当然是过时了，是糟粕，应该被遗弃。现在我们提倡什么呢？我们提倡素质教育。从建国以来，我们一直在轰轰烈烈地提倡素质教育。然而，反观一下，我们的素质教育成功了吗？我们的教育，比起物质匮乏的民国时代，我们有何进步？
笔者在百度上查了一下素质教育的定义，“素质教育是指一种以提高受教育者诸方面素质为目标的教育模式。它重视人的思想道德素质、能力培养、个性发展、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教育。”说的很冠冕堂皇，笔者也不甚了了。但用一句时髦的话来概括，似乎也挺合适的，那就是“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是没有问题的，成才先成人嘛！但又要品德好、又要学习好、又要身体好、又要会审美、又要会劳动，这样全面发展的全面人才上哪里去寻找呢？又怎么来培养呢？全面发展虽然不能等同于素质教育，但素质教育涵盖这么多的因素，我却以为这远远超出了教育所能承担的范围。教育不能包治百病，教育只能是对症下药。再说，谈素质教育首先得理解什么是素质，笔者的理解，素质既是单纯的又是综合的，只能就事而论，不能一概而讲。如果说，全面发展是一种素质，那么，会学习是不是一种素质？会劳动是不是一种素质？会思考是不是一种素质？会处理好人际关系是不是一种素质......面对这种悖论，教育该怎么应对？
教育可能不是非此即彼，教育可能是非此也非彼，也可能是即此又即彼，它的复杂性决不能用简单的二元对立思维来解决。
我想起民国时期的教育来。鲁迅先生小时候的老师寿镜吾先生对学生要求严格，是经常用戒尺来打学生的，用现在术语说，叫“体罚”；中国古典文学专家刘文典先生不仅要坐着上课，而且不付薪水是不上课的，章炳麟先生更没有儒者之风，以狂狷著称，用现在的说法讲，那叫师德有亏，是要被处分的。当时的学生有成就者更没有几个是“全面发展”的，钱钟书先生数学考过零分，鲁迅先生是弃医从文的，金岳霖先生也仅仅在逻辑学方面有天赋，等等，就连博学的陈寅恪先生也主要是在史学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但那时的民国政府，对老师没有这样那样的要求，工资倒是给的挺高；对学生，只要不造反，也是不怎么过问的。就是在那样一个战乱频仍的年代，大师辈出，群星云集，文史哲、数理化人才交相辉映，成为中国教育史上的一座丰碑。
反观我们现在的教育，一直在改革，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学校建得越来越漂亮，环境越来越优美。但不管怎么改革，老师的负担越来越重，学生的课业越来越多。现在的老师，几乎没有自己的课余生活去读书，或静下心来去认真思考一些本该认真思考的问题，大多数时间都被一些无用的检查、听课、评课、优质课、社团、课题研究、坐班、志愿者服务等等琐碎的事务所缠绕，教师的教书育人的主业反而给丢了。反观我们的学生，不再生机勃勃，“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每逢周六周日，成了标标准准的“宅男”，足不出户写作业，或呼呼大睡。根本无暇去欣赏大自然的美，去体会社会上人潮的起伏，教育把我们的孩子都变成了“小绵羊”、“小胖墩”，这难道不是我们教育从业者的罪过吗？
同时，太多行政力量的介入，也是教育乱象频发，偏离正常轨道的重要因素。以择校热为例，如果不是政府应试教育政策的导向作用，择校热是不可能像现在这样愈演愈烈的。我的理解，什么时候教育告别喧嚣，不被干扰，回归宁静，教育才算回到正常的轨道上来。
我们一直在喊，给教育减负。确实，教育应该做“减法”，不应该再做“加法”了。但我们现在所谓的“双减”，表面上在“减”，本质上仍然在“加”，是违反教育规律的体现。教育，更迫切的需要，一方面要给教师教育的自由，别让老师被各种外在的条条框框给束缚住，达到“从心所欲不愈矩”的境界；另一方面，也要给学生学习的自由，学生喜欢什么、擅长什么，就去学什么。全面发展只不过是骗人的鬼话。陈景润、钱钟书、杨振宁……都不过是在某一领域有所建树，哪一位实现全面发展了？遑论我们普通人了。教育的作用，应该像风一样，轻轻拂动，助人一臂之力，绝对不能像专制的家长一样，一切包办。目前的一些激进的教育改革措施，恰恰是逆教育规律而行的荒谬行为。比如增加体育分值，音乐、美术纳入中考，等等，早该歇歇了，别再折腾了！
请让教育回归正常的轨道，别再让过多的杂音去干扰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