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北平沦陷后，北大许多没来得及逃出的学生，被日军关进了红楼。两年后，一个学生侥幸逃出，辗转数千里来到西南联大，将那幅“活地狱”的场景描述给蒋梦麟听。
那些被日军关进北大红楼地下室的学生，遭受了惨无人道的虐待：辣椒水、杀威棒、扇耳光。
日军不肯他们说话，如果谁被发现讲了话，便又会遭受一番毒打。
就是在深夜，也有日军在过道里蹑手蹑脚地巡视，他们通过栅栏窥探室内的动静，目的还是一样，看谁在讲话。一旦发现，又是一顿好生“伺候”。
日本人还恬不知耻颠倒黑白地对北大学生说：北大应该对这场使日本蒙受重大损害的战争负责！所以，这些学生，理应吃苦。
到处是学生被鞭笞的声音，这座我国历史最悠久的学府，在日军的枪炮下，变成了人间地狱。
日军不仅对北大学生如此残忍，对其他地区其他学校的学生，也毫无人性。
北大校长蒋梦麟的儿子原本在上海交大读书，战争爆发后，也赶往昆明。途中，蒋梦麟的儿子遭遇了好几次意外。
乘船过桥梁时，被敌人发现遭遇射击。还有一次，亲眼看到逃难的学生被日军割下头颅，悬挂在树上示众。
这些逃往西南联大的学生原以为在这边陲之地，能远离战火，谁承想，偌大的中国，当时竟无法安放下一张平静的书桌。
1938年9月28日，日军敌机开始对昆明进行大轰炸。
他们先是出动9架战机，组成航空队。
那是昆明居民第一次看到这种阵势，一开始，老百姓们还在围观看热闹，以为是什么奇观，全都停下了脚步。
结果，飞到百姓头顶的敌军战机像冰雹一样倾泻而下。许多百姓还没来得及“嗷”出声来，人头就已在空中飞舞。
当赈济救灾的人员在惨剧发生后去到现场，出现在他们眼前的，是尸横遍野。
一个年轻妇女带着她一岁多的孩子，妇女的头被炸没了，尸体向下血流不止，她的孩子也被震死在妈妈身边。其他断头破足的人，数不胜数。
日军看到我方毫无还手之力，接着就放开胆子狂轰滥炸。有时出动9架飞机，有时是27架，有时甚至出动了36架。
他们甚至还在空中变换阵型，如入无人之境，一架接一架的俯冲投弹。
“吱吱吱”，炮弹落地后，先一阵响，随后“嘣”......地动山摇。
从那之后，西南联大的学生就开始习惯了跑警报。只要日军敌机一来，师生们就往防空洞或后山跑，有时每天一次，有时一天两次。
就是在这样的极端环境下，师生们仍没放弃学习和研究。没法安放平静的书桌，那就将书桌随时“扛着走”。
日军的罪行罄竹难书，时至今日，日本军国主义仍阴魂不散。近日，日本自卫队又宣布要在西南诸岛新建130座弹药库，更扬言要与美军商讨共用这些设施的可能性。
对于这样的一个国家，如何防患，都不为过。
#头条创作挑战赛##西南联大##历史#
西南联大，这所成立于战时的特殊学校，由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南开大学合并而成，聚集了当时国内最顶尖的老师和学子。文化知识的传承并没有因战乱而中断，学子们反而因此生出更加强烈的好学和向上之心。他们如饥似渴地学习，成了日后很多领域的尖端人才。——《世间始终你好：杨绛与钱锺书》
才女林徽因对丈夫说：我爱上两个男人 丈夫:我可以退出
金岳霖 逐林而居心似金 半生情缘四月天
金岳霖，著名哲学家、逻辑学家，曾留学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哥伦比亚大学。1925年回国后，历任清华大学、西南联大，北京大学教授。张申府曾说：“ 如果中国有一个哲学界，那么金岳霖当是哲学界之第一人。”
1931年，在好友徐志摩的引荐下，金岳霖拜访了当时在北平总布胡同24号院居住的林徽因。在结识林徽因不久后，便搬到梁思成家附近，开始了他二十余年“逐林而居”的生活。晚年的金岳霖曾回忆：“他们住前院，大院；我住后院，小院；前后院都单门独户。”还说自己“一离开梁家，就像丢了魂似的。”
金岳霖学识渊博，逻辑思维极强，为人又温和耐心，而林徽因对生活充满热情，喜好和人辩论，两人在交谈中契合度较高。然而两人“感情”却是在徐志摩意外离世之后才陡然升温的。林徽因一方面发现自己内心的情感，另一方面又很清楚自己是梁思成的夫人，不可能去越雷池，所以，她为了不再承受心理压力选择跟梁思成坦白，哭丧着脸跟梁思成说：“我好像同时爱上两个人。”
这句话对于梁思成无疑是晴天霹雳，后来他是这么回忆的：
我们住在总布胡同的时间，老金就住在我们家后院，但另有旁门出入。可能是在一九三二年，我从宝坻调查回来，徽因见到我哭丧着脸说，她苦恼极了，因为她同时爱上了两个人，不知怎么办才好。’
她和我谈话时一点不像妻子对丈夫谈话，却像个小妹妹在请哥哥拿主意。
听到这事我半天说不出话，一种无法形容的痛苦紧紧地抓住了我，我感到血液也凝固了，连呼吸都困难。但我感谢徽因，她没有把我当一个傻丈夫，她对我是坦白和信任的。
我想了一夜，该怎么办？我问自己，徽因到底和我幸福还是和老金一起幸福？
我把自己、老金和徽因三个人反复放在天平上衡量。
我觉得尽管自己在文学艺术各方面有一定的修养，但我缺少老金那哲学家的头脑，我认为自己不如老金，于是第二天，我把想了一夜的结论告诉徽因。
我说她是自由的，如果她选择了老金，祝愿他们永远幸福。我们都哭了。
当徽因把我的话告诉老金时，老金的回答是：‘看来思成是真正爱你的，我不能去伤害一个真正爱你的人。我应该退出。’
从那次谈话以后，我再没有和徽因谈过这件事。
因为我知道老金是个说到做到的人。徽因也是个诚实的人。
后来，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我们三个人始终是好朋友。
我自己在工作上遇到难题也常去请教老金，甚至连我和徽因吵架也常要老金来‘仲裁’，因为他总是那么理性，把我们因为情绪激动而搞糊涂的问题分析得一清二楚’。”
作为林徽因的丈夫，得知林徽因动心于金岳霖，表现出的不是愤怒，而是理智和不自信。相比较林徽因和金岳霖，自己多少显得逊色，怀有自卑心理的他选择退让。然而金岳霖见林徽因夫妇如此坦荡，如果林徽因真的选择与他共度一生，那自己心里也会日日煎熬，承受道德的批判，于是选择退出。
萧乾说：“林徽因坦荡，金岳霖克制，梁思成宽容，三人皆诚信磊落之君，没有见过这样的‘三角’。”
终其一生，金岳霖都对林徽因一往情深，也许不是每段感情都有一个美好的结局，可当我们回想起初见的那一刻，依旧会会心一笑，就像林徽因曾在《人间四月天》写道：
你是一树一树的花开，是燕
在梁间呢喃，——你是爱，是暖，
是希望，你是人间的四月天！#头号有新人# #生机大会#
“还要怎么改！”1938年，性格温和的梁思成将联大校舍设计图狠狠甩在梅贻琦桌上，泪珠滑落下来。
1938年7月，西南联大常委梅贻琦拜托梁思成、林徽因夫妇，请他们参与设计校舍，梁林夫妇欣然应允。
初步预算暂订为20万元，梁思成和林徽因不眠不休，半个月时间，就拿出了第一套设计方案。一所当时中国一流的现代化大学校舍跃然纸上。
然而，战事不断扩大，战时无限期延长，国民政府教育部重新制定了给西南联大的拨款方案：所有经费，按北大、清华、南开原有补助的四成给付。
如此一来，原校舍三层砖木结构楼房的设计就得修改，梁林夫妇将它改成了二层楼房结构。
可形势不由人，别说原有补助降至四成了，事实上，就连这四成经费，也难以如数到位。联大教职员工的薪水都无法按时发放，二层楼的校舍？痴人说梦！
梁林夫妇只得又将二层楼房的设计改成平房，最后，砖墙变土墙。
原本极为爱笑的林徽因，在这一次次修改中，每改一稿，就落一次泪。
当最后一稿设计图呈现出来后，学校很无奈地告诉他们：除了图书馆和食堂能使用瓦屋顶，部分教室可以使用铁皮屋顶外，其它建筑，一律使用茅草覆盖。
梁思成忍无可忍，径直冲到梅贻琦办公室，把设计图纸狠狠甩到桌上：“改，改，改！从高楼到矮楼，又到茅草房，还要怎么改！”
梁思成是梅贻琦在清华的老学生了，向来性格温和，而今这样一反常态，梅贻琦当然理解他的愤怒。他知道，梁思成这是冲着国民政府削减、拖欠经费的做法而来。
梅贻琦叹了口气，拍了拍梁思成的肩膀：“思成啊，如今共赴国难，请再谅解我一次。待抗战胜利后我们回到北平，我一定请你为清华园建几栋世界一流的建筑，行吗？”
想起时局的艰难，梁思成的泪，也悄然滑落。
由于经费奇缺，新校舍最后建成时，所建教室和宿舍的容量，仅达到全校所需一半，勉强够三个学院使用。工学院和后来设立的师范学院，只能租用其它地方的校舍。
有些学生只能用几个木箱搭床，他们苦中作乐，说这是一举两得，木箱还可用来装书。
其它学生宿舍，每间房安放20张双层木床，床与床之间紧紧挨着，学生们只得各自用床单或帐子隔开，减少干扰。
宿舍里所谓的窗，就是在土墙上开几个方口，嵌上几根木棍。
云南的气候潮湿闷热，当时联大学生多来自北方，对于这种气候也有些难以适应。
遇到刮风下雨，铁皮屋顶就不住地抖动摇晃，叮叮咚咚，声音又大又刺耳，压过了面呈菜色的教授们讲课声。
窗户没有玻璃，只糊了一层薄薄的纸，刮风时必得用东西将纸压住，否则就会被吹掉。
可就是如此艰难的环境下，西南联大仍招收了新生，还接收了许多从沦陷区投奔来的学生。
1938年5月，西南联大初开课时，仅有四个学院，1300名学生。一年多后，西南联大的学生已达3000余人。
除此之外，西南联大还凭借着自己的师资力量，创办了附属中学和附属小学，成立了师范学院，形成了当时在中国乃至世界来说，极为可观的教育基地。
西南联大，这个中国教育史上的奇迹，留给我们的，除了感动，更有它不屈的精神。
时至八十多年后的今日，在科技与经济如此发达的今天，我们再回首那段历史时，都会感叹，大学之大，不在校舍，不在建筑，而在大师！
#头条创作挑战赛##西南联大##历史#
获诺贝尔奖的中国高校只有天津大学和中国中医科学院，而天大是诺奖最多的高校，北大清华则无诺奖。天大作为中国第一所国立大学其泰山北斗地位是实至名归。高校界北清的兄弟是南开（西南联大联盟校），北清之父是北洋大学
摩登天津优质本地领域创作者
5个A+，中国第一所高校——天津大学赢麻了！综合各个学校最近的消息，教育部给各个学校反馈的结果里没有直接的分档，而是具体的排名，因此各个高校透露的消息都是按照自己的理解划分的档次（比如2-5-10或者3-7-12），所以同一学校才会有那么多组不同的传闻。根据网大校友透露，如果按照3-7-12的标准，天大应该是5A+，分别是化工，管工，仪器，光工，建筑”在研究生候选项目中，共有314所高校以第一完成单位入选570个项目。其中，天津大学凭借13个候选项目位列第一；其次是浙江大学，候选项目数量为10个；仅以上2所高校的候选项目数量大于10个。从本科和研究生候选项目综合统计来看，共有598所高校以第一完成单位入选2279个项目。其中，天津大学凭借33个候选项目名列总榜第一；其次是浙江大学，候选项目数量为30个；西安交通大学紧随其后，有25个项目进入候选。除了以上3所高校，至少有20个项目进入候选名单的高校还有：南开大学（22个）、湖南大学（21个）、四川大学（20个）、吉林大学（20个）、上海交通大学（20个）、中国人民大学（20个）、哈尔滨工业大学（20个）。#天津头条# #城市观察员#
"郑副处长"的梗来源！
【1940年秋冬之交，西南联大时期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研究生在昆明城】
"由于乡下没有电灯，晚上我们是在菜油灯下攻读的……那时我们研究所的所长是傅斯年先生，但是真正关心我们学习和生活的，却是作副所长的郑先生。”
因傅斯年并不常在龙头村或宝台山，所内事务大都由郑天挺主持，才有这样一个笑话传出。说的是：“每当有人来文科所访问，守门的那位老司阍就一定会问：您是找正所长，还是找副所长？接着解释说：正所长是傅（副）所长，副所长是郑（正）所长。”
——《南渡北归》p668
这所大学只存在了八年零八个月，
却诞生了172位院士，
8位“两弹一星”元勋，
2位诺贝尔奖得主，
培养的人才超过北大、清华、南开，三所大学30年培养人才的总和。
它就是西南联大。
1937年，平津沦陷，北大、清华、南大被迫南迁。先在长沙暂住，后定为昆明，改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简称西南联大。
当年去往昆明的学生，主要分两拨。一条走陆路，一条是水路。走陆路的同学，挑着行李，背着锅灶，一路风餐露宿，起火做饭。从北平到昆明，全程3500里啊！愣是走了68天，终于到达目的地。
全国四面八方赶来的学子，取道也各不相同。有人一身农民打扮，挑着扁担来；还有的同学，骑着毛驴来联大上学。
别看联大是三所大学组成，校门却是十分寒酸。两个木板搭在一起，中间写上校名就算完事；学生宿舍都是土墙铁皮顶子，窗户没有玻璃，冬天非常凉爽；学校唯一的瓦房就是图书馆。
吃的呢，更不用说了。红糙米，还夹杂着砂粒，老鼠屎。同学们开玩笑说，吃完饭不敢张开嘴，害怕飞出一只鸟来。
就是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下， 联大出了多少人才呢？
先看一下老师组名单：朱自清、沈从文、闻一多、陈寅恪、钱穆、钱钟书、金岳霖、冯友兰、朱光潜......随便哪一个名字，都是震耳欲聋，堪称史上最强导师团！
再来看一下学生组名单：杨振宁、李政道、邓稼先、钱伟长、郭永怀、王希季、罗常培......这些都是知名校友，个个都是大院士！
抗战时期异常艰苦。朱自清先生的大衣，破得不能再破了，买了件赶马人穿的大衫裹在身上；闻一多先生常年一件灰色夹袍，领子高，袖子短；学生们也是衣服破旧，想尽办法缝补。
就是这么一群破衣烂衫的师生，每天孜孜不倦地做学问，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
那一代知识分子，中国传统文化的底蕴非常深厚，儒家思想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深入到他们的血液里！
当时联大学生的口号是“中国不亡，有我”！
作家汪曾祺曾说过：联大是一个产生天才、影响深远，可以彪炳世界大学之林，与牛津、剑桥、哈佛、耶鲁平列，奇迹一样的大学！
五四青年节，向这些优秀闪耀的中华儿女致敬！
#我要上头条##情感#
一位85岁的老人散步时突然摔倒了……
他顺势向前做了一个翻滚，化解了危险。
这位老人，就是被朱镕基总理称为“一代宗师”的陈岱孙先生。
陈岱孙先生出生于名门望族，曾留学美国威斯康星大学，被授予美国大学生最高荣誉奖——金钥匙奖。
接着，陈岱孙进入哈佛大学攻读经济学研究生。毕业后，他毅然回到中国执教，先后在清华、西南联大、北大执教。
精通英语的陈岱孙，却坚持用汉语授课，即便这样增加了他的备课工作量。
陈先生治学非常严苛。他的学生平新乔论文初稿被他批注了二十多页、六七千字，二稿的批注也多达六页。直到第三稿出来后，陈先生才说，可以打印了。
陈岱孙教书生涯长达70年，90岁生日时，还给200多个学生上课。
95岁高龄时，他还自己主持博士的毕业答辩。
回顾过去的一生，陈岱孙总结道：“我这辈子，只做了一件事，就是一直教书。”这句话，足以让世人景仰百年。
陈岱孙先生年轻时身材修长、伟岸，英俊潇洒，语言幽默，却终生未婚，没有子嗣。但他的学生遍布海内外，桃李满天下。
1995年，陈岱孙先生95大寿，朱镕基副总理亲笔恭贺华诞，誉为：一代宗师。
陈先生的学识和师德，堪受“一代宗师”的美誉，他的学生亲切地称他为“岱老”。
1997年7月27日，陈岱孙先生仙逝，享年97岁。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王曙光这样评价陈岱孙：
“他一生淡泊，孤独，终身未娶，将全部的精力贯注到教书育人之中，对他而言，教书不仅是安身立命的职业，更是他全部生命的诠解方式，这种诠解几近一种宗教式的虔诚和投入。”
陈岱孙先生，一位孤独而神秘、高贵又超脱的学者，他的一生，不同凡响，使人忘却尘想。
傅大炮“炮轰”周作人。抗日战争胜利后，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出人意料地加入宋子文麾下，成为国民政府内阁的一个高级幕僚。此时的北大，尚属远在昆明的西南联大之一部。
面对北大群龙无首的局面，在有着“孔子之后第一人”之称的傅斯年的力荐下，新文化运动的“徽骆驼”胡适被任命为蒋梦麟的继任者。但此时，胡适身处万里之外的美国，无法如孙悟空般一个跟头翻到故都北京，接过蒋梦麟留下的北大帅印。作为胡适之后的第二人选的傅斯年便责无旁贷地充当了胡适老师的替身，临时代行校长之职，并按照1945年重庆会议的精神，筹备北大复回北京之事宜。
虽是代校长，虽身患严重高血压，但傅斯年还是尽职尽责兢兢业业，立即上满发条忙活起来。由云南复回北京，首先要解决的是日伪时期伪北京大学的教授和学生之处置问题。对于学生，傅斯年主张按年级留校，但是伪教师则一律视为汉奸打入另册概不留用。
作为五四运动时期北大学生中的风云人物，傅斯年一生痛恨那些没有民族气节的软骨头文人墨客，一生崇拜“时穷节乃见”的文天祥等民族英雄。因了这种与生俱来的民族情结，傅斯年眼里容不下一星半点的汉奸行径。那些在日伪时期对日本人低三下四任人摆布的软脚虾，傅斯年恨不得将他们千刀万剐以后快。
抗日战争爆发后北大南迁，绝大多数教授响应学校号召，一路颠簸到长沙而后到昆明，有的还曾在蒙自暂时落脚，遍尝了流离之苦。然而，名噪文坛的周作人却特立独行，置众人三番五次规劝于不顾，妄想留在北京做他的闲散文学。可谁想到，日本人甫一上门，被之前未遂的刺杀弄成惊弓之鸟的周作人立刻腿肚子发软，精气神发虚，唯唯诺诺地接受了日伪政府的聘任。此后，周作人为日伪政府摇旗呐喊，陪汪精卫视察伪满，甚至恬不知耻地跟着日本主子慰问受伤的侵华日军。汉奸嘴脸，无耻之尤！
周作人，这个世所公认的汉奸听闻傅斯年接收伪北大的主张后火冒三丈，随即致信傅斯年为自己开脱。在信中，周作人不知天高地厚，在霸气的傅斯年面前倚老卖老，声言自己是傅斯年等后辈的老师，还以咄咄逼人的口吻讥讽傅斯年，“你今日以我为伪，安知今后不有人以你为伪！”有着“傅大炮”之称的傅斯年看完此信，气炸连肝肺，挫碎口中牙，破口大骂，提起剑一样锋利的毛笔，刷刷点点写下了对周作人如核弹一般威力无穷的回击：“今后即使真有以我为伪的，那也是属于党派斗争的问题，却决不会说我做汉奸；而你已经刻在耻辱柱上，永世无法改变了。”
没想到，傅斯年一语成谶。周作人后来果真因为汉奸罪锒铛入狱，几年后虽然侥幸获释，但余生再未进入北大那个让他充满光荣与梦想、屈辱与污垢的地方。文品不等于人品，说的就是周作人这样的人吧！
国内更名最失败的985双一流大学，迫于招生差，不得已改成现在的名字。
近二十年是中国高校大跃进时期。大学合并、升格、更名等操作不断，几年稍微不注意，发现又多了一些陌生的大学。
大学更名是高校提升自己的操作最多的手段。有的更名成功，提升了影响力；有的失败，搞得不伦不类。
当年有一所合并的新大学，“四川联合大学”就是典型的更名失败案例。大家以为是民办或野鸡大学。其实，它是1994年四川大学和成都科技大学合并后的校名。校名是模仿西南联合大学（西南联大，由清华、北大、南开创办）。
可是他们忘记了西南联大已经消失了，国内有的联大几乎都是垃圾学校。结果，这次更名严重影响了招生，不得不又改名为四川大学。
如果说中国纺织大学更名为东华大学丢了国字头，非常失败。那么，四川大学的更名是最失败的，没有与之并列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