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远东电机集团有限公司创办于1992年7月，公司坐落于享有“中国电机电器城”美誉的福建省福安市。
集团现有：福安远东华美电机有限公司、福建鉴明电机有限公司、宁德市远东投资实业有限公司、福建远东机电产品研发有限公司、宁德冠特机械有限公司、福安市远东铸业有限公司等核心企业，是一家集研发、生产、销售服务、进出口贸易于一体的现代化的经营企业。集团拥有福安、宁德两地厂房占地面积82000 多平方米，建设现代化标准厂房面积50000多平方米，员工近800人，配备了系列精良高端机械加工设备，装备有多条国内先进技术电泵、电动机、发电机及机组装配、包装自动生产流水线。先进的检测检验设备，强有力地保证了产品质量。集团公司实现工业总产值近3亿元，自营出口创汇近1800万美元，其中，我司、泵类产品的销售量位居全省第一，是福建省泵类产品的龙头企业。企业自创办以来，始终坚持“以质为本，科技领先”的理念，立足地方优势、勇创“jianming”名牌，坚持“以精良品质，创一流品牌，让顾客满意”的企业方针。以市场为导向，潜心研制能够最大限度满足市场需求的优良产品。经过多年的发展，公司现有生产各类水泵、无负压自动给水设备、高效电机、军工发电机等60多个系列，300多个品种，1000多种规格型号。我司产品畅销全国各地，在国内建立了10余个办事机构与推广服务中心，建立了100余个经销网点，产品得到了各地质量监督与质量检验部门的肯定，在消费者心里树立了较好的品牌形象，深受广大消费者欢迎，产品还远销世界五大洲，已在欧洲、南美、澳大利亚、中东、非洲及东南亚等6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可靠的销售网络，并与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大进口商建立了长期友好合作的密切伙伴关系。公司“jianming及图”商标通过国际马德里组织在40多个国家注册，在许多国家和地区我司商标具有较高知名度。公司长期注重产品创新，多年来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福建省福州大学、中国农业大学、中国机械工程学会、福建省机械科学研究院等多家科研单位建立了紧密的产学研合作联盟。先后成功开发了QDX、QS、环保型井用潜水泵、其中公司开发投产的YDQS屏蔽式潜水泵是公司经过多年自主研发成功的满足欧美发达国家环保高效型高新技术产品污水泵、zj系列渣浆泵、无负压自动给水设备、JET系列射流式清水自吸泵，先后获得管道自动增压泵（实用新型）、管道自动增压泵（1）、（2）、一种新型的供水装置、一种无需设置单向阀的自动吸旋涡泵、充水式潜水电泵、一种充水式潜水电泵、潜水电泵的电机壳体、潜水电泵轴端螺纹紧固连接与密封装置九项国家专利。公司以先进的管理理念，严格实行ISO9000质量管理体系管理，AAA测量管理体系认证、ISO14000环境管理体系认证、OHSAS18000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07年引用ERP数字管理，进一步完善管理体系。公司被福建省企业评价中心评为AAA信用企业；列入宁德市级重点工业企业之一；被中国机械联合会评为中国机械行业“文明单位”、获得中国排灌机械行业企业等级证书—企业等级甲壹级、—度中国农机工业排灌行业先进单位；“JIANMING及图”商标被省工商局认定为福建著名商标的称号、企业被评定为福建省出口名牌。
总经理总监，《ERP系统绩效监控指标体系》干货课件分享，企业管理水平的提升不是一蹴而就的过程，它需要不断实践、巩固与发展。对于福建实达电脑科技有限公司来说，随着公司业务规模日益扩大，部门之间的沟通渐趋频繁，流程之间的联系不断向紧密化、集成化发展，信息化水平与管理提升成为具有紧迫性、必要性的课题，这就更需要本着循序渐进的原则、态度和精神，来逐步实现企业的管理进步。相应地，本文档提出的绩效监控指标体系具有以下特点：
1、一定的长期性。不追求企业在很短的时间内圆满实现，以帮助企业的持续改进，引导企业绩效的不断提高。
2、过程性。监控重点不仅是一个流程或活动的最终结果，还包括了实现为达到这一最终结果而必须采取的一些行动和措施。
3、定量化。对于每一项监控要点都引导性地给出了一到多条测评的细目，以事实、记录、数据来作为监控指标得分的主要依据。
4、内部监控。对于每一项监控要点，在具体应用中，可以明确“测评参与者”（即内部顾客），来出具测评意见，以强化被测评者的内部服务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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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管理六大系统工具包
10月21日下午，信创产业（信息技术应用创新产业）行业峰会在福州软件园信创产业示范基地举行，这是全国双创周福建分会场暨创响中国·福州软件园站系列活动之一。
峰会分成“主题演讲”和“闭门会”两个部分。主题分享中，华为、金蝶、金蝶天燕、人大金仓、统信软件等国产基础软硬件代表、鲲鹏赛道专家、园区企业代表等齐聚一堂，共话信创行业创新生态、分享最新实践。在闭门会上，企业代表从产业界、学术界、政策帮扶等角度出发，为进一步推进国产化数字产业生态建设，深化信息技术应用创新在“政、产、学、研、用”等领域的融合，助力信创产业在闽集聚并蓬勃发展建言献策。
“未来的信创应用，90%以上构建在中间件平台之上。”深耕中间件的深圳市金蝶天燕云计算股份有限公司产品服务部总监江冲指出，越来越多的公用功能需要产品化和平台化，这就是信创中间件发展的驱动力。金蝶天燕全面支持国产芯片、操作系统、数据库、主机等上下游环境，不断提升产业自主创新能力，与合作伙伴共建国产应用新生态，领创数字政府服务。
在信创蓬勃发展的背景下，企业如何重构数字战斗力？“平台化建设，已成为大企业最重要的IT战略。”金蝶集团资深顾问吴凯凯说。企业管理已从ERP（企业资源计划）时代进入EBC（企业业务能力）时代。“数据分析平台、客户体验平台、生态系统平台、物联网平台、信息系统平台是EBC的五大数字战斗力。”吴凯凯介绍，金蝶EBC系统改变了传统ERP的单体式架构，实现了从经营管理到产业链生态、从流程驱动到数据驱动的进化，让企业数字化平台从传统烟囱式单体架构向新一代共生式数字化平台跃迁。
对于企业而言，在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所选择的平台或系统，其服务本身所带来的兼容性和适配性尤为关键。为了更好的帮助企业快速搭建数字化平台，作为自主创新的新一代大企业云服务平台，金蝶云·苍穹已经适配了国产主流芯片、服务器、操作系统和数据库。通过与华为深度合作，启动华为全栈技术的适配，包括ARM体系、泰山服务、欧拉操作系统和高斯数据库等，已经取得多项兼容性认证，同时也成功入选Gartner全球高生产力PaaS供应商目录。
未来，金蝶愿与更多信创生态厂商进行适配兼容、协同发展，共同营造信创产业良好的生态环境，为信创产业快速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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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有风险，投资交易需谨慎。据此投资交易，风险自担。）
福建工程学院应用首位[兔逢新春][万柿如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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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鑫宇事件的产生的根源，个人看法：
1．社会经济的原因—经济发展不平衡。
因为父母亲在福建打工，长期没有在小孩身边，思想会有些乱想或异常，特别是在外在很大的压力下，没有可以帮忙或倾诉的人，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容易走极端—高危学生！
摘要如下：初二上学期，在家上网课的胡鑫宇成绩出现下滑，班主任把情况汇报给家长（说明当时的成绩还可以），李连英和丈夫还有弟弟商量了下，决定给小儿子转学去邻镇即河口镇的一所私立中学（中途转学，很难适应）河口镇离村子有近30公里，胡鑫宇开始了寄宿生活。
在铅山县河口镇桃园中学就读初中期间，与致远中学签订中考提前录取协议（这个是互相的生源和利益），后以531分被致远中学录取，根据协议减免第一学期费用1500元，实交7100元。入学成绩在全校1303名高一新生中排名第650名，本班65名学生中排名第58名.
2．社会的学校的名声和利益。
致远中学是寄宿制私立中学，成立时间不算长，但拥有数千名学生，每年都有学生考上心仪大学。教学质量、师资力量都没问题，可它为何会引起众人关注？还是因为学生，
哪些考上好的大学，我这里就没有查找了。
张倩离奇失踪，至今没有消息，外地女教师失踪，至今下落不明，7月，在胡鑫宇失踪前几个月，丁佳怡同学坠楼，胡鑫宇从10月中旬到共100多天，找到尸骸。
为了学校名声和利益，学校进行军事化管理，使有一部分师生承受不了，选择走了极端。
3．政府的办事方法和效率有问题
胡鑫宇如果在10天半个月找到，就不会产生这么大的轰动，不管理是活的还是遗体。
通过以上总结，如果小孩真的不想读书，甚至有轻生的问题，要及时沟通处理，还没有得到缓解，就得休学，身心好了才能去，否则让他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留的人在，希望就在，后面做其它事有很好的发展，所以不要一根筋要求每个人都读圣贤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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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早上喝一碗开水冲鸡蛋，长期坚持有什么好处，看完长见识了
小芳美味
【蒋介石想让叶剑英当师长，叶剑英为何谢绝了？】
11月9日，蒋介石的总司令部移驻南昌。蒋介石立即命令驻守汕头的何应钦所指挥的第一军第三师和第十师的东路北伐军沿东海岸进攻，扫荡孙传芳在福建浙江的兵力。由于王柏龄临阵脱逃，叶剑英率总预备队指挥部，随第一军的第一、二师驻守南昌。
蒋介石一方面通过他的党羽进行反革命的阴谋活动，为扼杀大革命做准备；另一方面积极网罗军事人才，扩充军队，建立蒋家王朝。
他听说他的嫡系部队一师连吃败仗，王柏龄临阵脱逃，王俊指挥无能，部队被敌军冲得七零八落，非常气恼！
王柏龄听说“校长”震怒，自知军法难容，躲起来不敢露面。
蒋介石是个视枪杆子如命根子的人。他的王牌军第一军是他几年来苦心经营的“老本”。武器装备精良，兵员配备充足。只是由于重用王柏龄、缪斌等亲信，极力排挤共产党员，使军官日趋腐化，“纪律日惰”，军心涣散。蒋介石在向南昌进军和战斗中已发现问题的严重，亲自“痛诫”一二师官长说：“如果不能照我的话做到，我不再讲什么话，只有多预备几颗子弹，来枪毙我自己的学生。”进到南昌以后，几次召见王柏龄，找不到人，大发雷霆。立即将叶剑英、王俊和薛岳叫了去，破口大骂：“茂如呢？跑到哪里去了？娘希匹，把我的脸丢光了！”骂过一阵，消了气，又摸摸光头，故意自责说：“唵唵，都怪我用错了人，他根本不是带兵人才！”又要军法惩处。他责问一师代师长王俊为何不能转败为胜，控制战局。王俊想辩解，蒋介石大为光火，当即宣布撤他的职。
谁来当一师的师长呢？蒋介石费了思索。他听说在南昌战役中二王不听叶剑英的劝告，而叶剑英为人谦和，不自表功，使蒋介石更加器重他的才干，特意单独召见。
当时总司令部侍从室有个规定，凡是面谒蒋介石的军官不经特许的，都要卸剑。叶剑英不知道这个规定，一早起来空着肚子，带剑来到总司令官邸，只见那里门卫森严。通报以后，蒋介石特别允许叶剑英佩剑晋见。叶剑英越过几道门卫，未受阻拦，径直走进总司令官邸。
蒋介石刚刚进完早餐，桌上还摆着西式餐具。
叶剑英被迎进寝室，这是特殊的礼遇。蒋介石正坐在书案旁边。桌子上放着摊开的《曾国藩家书》。他看到叶剑英，微微欠身，脸上露出一丝笑容。
叶剑英本以为是来挨骂的，见他换了一副面孔，反而“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连忙立正敬礼。
“久违了，坐，坐。”蒋介石挥挥手，表示让座之意。这又是一种特殊的礼遇。一般官员来了，蒋介石多半用鼻子“哼”一声，不大让座的。他见叶剑英坐到椅子上，压低嗓音说：“我们是老交情了，是从办黄埔认识的吧！”
“是的，校长。”
“两次东征，你在军事上很有见地，张民达师的战绩，多靠你的运筹。”蒋介石开始戴高帽了。
“不，还是张师长指挥得好！”叶剑英如实作答。
“张民达嘛，我是了解的，谈到打仗，好啦，好啦……现在他去世了，就不去评论罢了。”
叶剑英早就料到蒋介石会否定张民达的，因为他们向来不和的，此刻听到又在贬低这位故友，心中不快，便理论起来：“国民政府对张师长是明令褒奖的，我看，张师长的雄才大略，这是众人皆知，早有定论的！”
“这个，这个，好啦，不去谈论了吧！”蒋介石见话不投机，有意叉开：“张民达故去以后，我调你去教导师，以后又到一军指挥部。这一路来，茂如很不成气，你多辛苦了！”
叶剑英见蒋介石摆自己的功德，有意抬举，便谦逊地说：“我只尽了一点参谋职责，不足挂齿。”
“不，你是个很有用的参谋人才，也是个将才。唵唵，现在茂如不知去向，一师没人指挥，我看你就去一师当师长吧！”
叶剑英丝毫没有思想准备，摸不透蒋介石的用意。他对这位总司令向来是敬而远之的。他略微沉思，想到一师是蒋的嫡系，有些部下很难管束，同二王的关系也很难处，更主要的是对蒋介石的面目还看不清楚，所以婉言谢绝说：“谢谢校长栽培，只是我身体不大好，等打完仗再说吧，我还愿意继续当参谋长。”
蒋介石觉得纳闷，还有不愿当师长的？便摆出关心的姿态，立即吩咐军医官给叶剑英看病。
军医官奉命来到隔壁房间里，拿着听诊器，煞有介事地检查了半天，拿不准是什么病，便怀疑是肺炎，又有肠炎。
其实叶剑英本来没有大病。他是不愿意当一师的师长，而推说有病的。所以，当医生瞎说他的病情时，便对医生小声说：“不要紧的，请你放行吧！”军医官继续蘑菇。叶剑英风趣地说：“我还没吃早饭呢，等你检查确诊，人都要饿死了。”
军医没有办法，只好胡乱开个方子。
叶剑英懂得一点中医，看了看方子，是些“太平药”，叫护兵煎几副吃下去，也就拉倒了。
蒋介石第一次叫叶剑英当师长的事，也就这样糊里糊涂地拉倒了。
投过选票后，邓小平回到他的座位上，习惯地点燃了一支香烟。台下有位代表见状写了一张条子：“请小平同志在主席台上不要吸烟。”
条子由台下递上了主席台，传到邓小平手里。他边看条子，边笑着点头，赶快把烟熄掉。这就是老一辈革命家的胸襟，能听取任何人人意见。
1988年4月8日，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进入高潮。
上午8点一过，2883名代表肩负各族人民的委托，兴高采烈地陆续来到人民大会堂，选举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席、副主席，选举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组成人员，选举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的主席。人民大会堂内外，一片热烈的说笑声。
身穿鲜艳怒族服装的云南代表亚娜兴奋地说： “怒族人民委托我来投票，我很荣幸。我一定严肃、慎重地行使人民代表的权力，选出符合人民心愿的领导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主席铁木尔·达瓦买提代表，来自世界屋脊西藏阿里地区的专员拉巴次仁代表，全国唯一不通汽车的县——西藏自治区墨脱县县委书记、珞巴族代表坚争都谈到，他们千里迢迢来到祖国首都的一项重要使命，就是选举符合各族人民心愿的国家领导人。现在，行使庄严职权的时刻到了。
福建省省长王兆国，中共江西省委书记万绍芬、省长吴官正，山东省省长姜春云，河南省省长程维高等代表，大会期间曾请假回省处理公务。这一天他们都赶了回来。
在大会主席团休息室里，更是欢声笑语不绝。身穿深灰色中山装的邓小平代表一进来，就高高地拱手向大家致意。
万里向赵紫阳解释说，因为计票的电子计算器中只有统计赞成票和反对票的程序，没有编入计算弃权票的程序，弃权票得用人工统计，因此今天的会议时间可能要拖长些。
开会的预备铃声响了，主席团成员说着笑着走向大会主席台。
上午9时，执行主席宋平宣布开会。在通过了总监票人、监票人名单后，代表们拿到了选举国家主席、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副委员长、秘书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央军委主席的4张选票。在写票过程中，尽管执行主席几次提醒大家会场后区设有几个单独写票处，但只有几位代表去那些用幕布围起来的写票处写票。
2883名代表9点35分开始写票，9点53分开始投票，10点31分投票完毕，大会会场秩序井然。
投过选票后，邓小平回到他的座位上，习惯地点燃了一支香烟。台下有位代表见状写了一张条子：“请小平同志在主席台上不要吸烟。”
条子由台下递上了主席台，传到邓小平手里。他边看条子，边笑着点头，赶快把烟熄掉。周围的同志笑了起来。
主席团成员、体操运动员李宁见气氛这样活跃，便离座请邓小平、赵紫阳、李鹏同志为他的大会首日封签名。来自陕西省武警总队的主席团成员朱世保也赶过来，一下子递上了四张首日封。邓小平、赵紫阳、李鹏分别签上自己的姓名后，朱世保高兴地举起首日封让记者拍照，台下响起轻微的说笑声。
大会执行主席宣布请代表休息、等候选举结果后，北京人艺著名演员于是之代表仍坐在他自己的位子上。他对记者说：“我当全国人大代表这是第一次。以前人家说人大代表是举手代表，我参加了党的十三大，现在又出席了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我从亲身感受中体会到，人大代表不只是举举手，而是在认真行使自己的权利。这次选举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有9名差额，这显然是一个进步。我们的民主程度还要扩大，但我们这样一个大国，办什么事情都不是那么容易，要一步一步来。”
下午1时5分，继续开会。当大会执行主席宣布杨尚昆、王震分别当选为国家主席、副主席，万里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邓小平当选为中央军委主席时，会场里几次爆发出长时间的热烈掌声。
“杨主席，祝贺您。”
当新当选的国家主席杨尚昆走下主席台时，许多人向他表示祝贺。
杨尚昆握着一位同志的手说： “不要称我杨主席，叫我尚昆同志有多好啊！”
“在外事等正式场合，还是称你为杨主席好，因为你代表国家嘛。”大会执行主席宋平插话说。
杨尚昆说：“平常我还是主张称同志，既亲切又体现了相互间的平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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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昌战役前后，张闻天与博古的矛盾，从暗的分歧发展到明的冲突。】
广昌是中央苏区的北大门，坐落在盱江左岸。1934年3月，敌人集中11个师兵力，自盱江两岸夹江南下，缓缓地向广昌作堡垒推进。博古、李德决定全力保卫广昌，与敌人“决战”。张闻天和毛泽东都坚决反对组织广昌战役。对张、毛的意见，李德、博古根本不听。他们调集红军主力9个师的兵力，并亲赴前线直接指挥，采取以集中对集中、堡垒对堡垒的阵地战和“短促突击”战术，企图“御敌于国门之外”。从4月10日至28日，红一、三、九军团进行了历时18天的广昌保卫战。敌人依仗空军、炮兵的优势，以平均每天两公里的速度，步步为营，向广昌推进。坚守广昌的红军部队虽然英勇战斗，大量杀伤敌人，但由于战争指挥的根本错误，兵力消耗巨大，终于不得不放弃固守广昌的计划，在4月28日撤离。广昌战役的失败完全是李德、博古不接受张闻天和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推行单纯防御军事路线的结果。广昌战役失败后，约在5月上旬“中革军委”的一次会议上，张闻天对博古他们提出了严正的批评。指出：广昌战斗中同敌人死拼，是不对的。这是一种拼消耗的打法，使红军主力遭受了不应有的巨大损失。博古不但不接受批评，反而斥之为普列汉诺夫反对1905年俄国工人武装暴动的机会主义思想。此后，张闻天受到排挤，被调往闽赣地方做巡视工作。离开了“左”倾思想的中心，张闻天更加广泛地接触到了根据地的实际斗争，使其进一步体验到“左”倾错误的危害。
在与博古产生分歧的同时，张闻天与毛泽东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广昌战役后，张闻天在组织上受到排挤，最终被挤出了中央实际领导核心，被遣往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任人民委员会主席。博古此举，意在一箭双雕：既把张闻天从中央排挤出去，又进一步把毛泽东排挤出苏区政府的实际领导。张闻天就任中华苏维埃人民委员会主席后，并未按博古的意图去架空、排斥毛泽东，而是采取尊重毛泽东、与毛泽东真诚合作的态度。他主持人民委员会开会时，总是请毛泽东参加。当时，张闻天与毛泽东都住在瑞金的沙洲坝，在一处办公，住的院子相邻。一起共事增进了彼此的了解，张闻天也主动接近毛泽东，处处表现出对毛泽东的尊重，这样，两人思想越来越接近。1934年8月，敌机轰炸瑞金后，中央机关迁至云石山，毛泽东、张闻天都搬到山上的云山古寺里，朝夕相处，感情更加融洽。9月，毛泽东在于都得了恶性疟疾，高烧不止。赣南省委给张闻天打电话求助，他立即派傅连暲星夜赶去诊治。在交流与探讨中，张闻天和毛泽东的思想日益接近，加之政治上二人有一定程度的相似境遇，使他们对“左”倾中央的不满产生了共鸣。这样，到第五次反“围剿”后期，张闻天已开始从“左”倾阵营中分离出来，倾向毛泽东正确路线一边。
当然，促使张闻天同毛泽东走到一起的主要原因，是他们对不少问题的看法比较接近，在党内生活中有着共同的感受。眼看着反“围剿”的失利，红军不得不离开这块用血汗浇灌的红色土地，他们都感到抑郁与愤懑。在主力红军转移的前一天，两人坐在云山古寺前的黄槲树下的石凳子上聊起天来。张闻天把心中的诸多不快统统向毛泽东倾诉。这次坦诚谈心，使他们的接近与合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长征出发时，按照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最高三人团”的意见，毛泽东、张闻天等人都要分散到各野战军团去。毛泽东和张闻天商量后提出异议，这才让他们留在总部。毛泽东约张闻天、王稼祥一路行军，一起宿营。就这样，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三人走在一起，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一个“三人团”。为了跟“最高三人团”相区别，称为“中央队三人团”。
“中央队三人团”三个成员中，毛泽东、王稼祥两人，一病一伤。毛泽东恶性疟疾刚止住，体虚血亏，走不动路。王稼祥在第四次反“围剿”时被敌机炸伤，肚子里还有弹片。他们两人都坐担架。张闻天身体好些，基本上是骑马行军。美国记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曾将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的“中央纵队三人团”自长征出发后至遵义会议期间与“最高三人团”的斗争诙谐地称之为“担架上的阴谋”。
长征途中，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三人经常在一起交换意见，话题很自然地集中在不能打破敌人第五次“围剿”的主要原因上面。张闻天后来总结这一段历史时，在《从福建事变到遵义会议》的整风笔记中说：“记得在出发前有一天，泽东同志同我闲谈，我把这些不满意完全向他谈了。从此，我同泽东同志接近起来。他要我同他和王稼祥同志住在一起——这样就形成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反对李德、博古领导的 ‘中央队’三人集团，给遵义会议的伟大胜利放下了物质基础。”又说：“长征出发后，我同毛泽东、王稼祥二同志住一起。毛泽东同志开始对我们解释反五次 ‘围剿’中共中央过去在军事领导上的错误，我很快地接受了他的意见，并在政治局内开始了反对李德、博古的斗争，一直到遵义会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