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国志·魏书》中谋士的政治方略，在对是否要迎天子这一策略上有着鲜明暗，人民苦不堪言，引发黄巾军兴起反抗。
在少帝即位之后，将军何进不听陈琳的进言，召集董卓等人甲兵欲杀宦官，决意为国除害，然而事情败露，反遭宦官陷害所杀，并被冠以谋逆的罪名，张让等称“何进谋反，已伏诛矣”，值此混乱之际，董卓逼迫皇帝，先后做了司空和太尉，得到了假节钺虎贲，掌管国家兵权。
董卓手握大权，于是私自将少帝先废除后杀害，之后又杀了少帝的亲生母亲何太后，另立灵帝的儿子刘协做皇帝，实际上是意图将幼帝作为傀儡，自己则可掌管实权，“而汉室亦自此败乱”造成了当时群雄割据，争霸天下的局面。
在董卓彻底掌权后，可谓是烧杀抢掠无恶不作，这引起了许多人的不满，此时“司徒王允、尚书仆射士孙瑞、卓将吕布共谋诛卓”，最终吕布“杀卓，夷三族”。然而董卓死后天下并没有安定，他的部下李傕、郭汜等人击败吕布，占领了长安，进而李傕挟持汉献帝，让其做了人质。此后董承、杨奉等人将献帝救出，准备带其返回洛阳，然而一路上危险重重，甚至缺少粮食，献帝回洛阳之后，“州郡各拥兵自卫，莫有至者”。
可见许多官员都有异心，认为皇权已被削弱，根本没有什么实际的影响力，所以都拥兵自重，不愿意去朝见。然事实上，君主集权的制度根深蒂固，影响甚深，这种政治体制被视作合理且具有唯一性的，“其正当性从来没有受到过真正的动摇和挑战。”
与长期的皇权统治和受到的教育相关联，深深扎根在众人心中的那种牢固不可替代的帝制主义并不会轻易更改，谋士们敏锐地察觉到了这一点，因而劝各自的主公前往迎接天子，笼络人心。
袁绍的谋士沮授意识到了迎天子的重要性，也是他首先向袁绍提出迎天子这一策略的，他指出：“横大河之北，合四州之地，收英雄之才，拥百万之众，迎大驾于西京，复宗庙于洛邑，号令天下，以讨未复，以此争锋，谁能敌之？”
以袁绍目前的实力和威望，如果可以取得四州之地再迎接大驾，那么用天子的名义号令天下指日可待，袁绍虽采纳了夺取四州的计谋，却没有用迎天子的政治策略，沮授又建议：“今州城粗定，宜迎大驾，安宫邺都，挟天子而令诸侯，畜士马以讨不庭，谁能御之。”再次劝袁绍，此后郭图“还说绍迎天子都邺”，田丰亦“劝绍迎天子”，袁绍始终不从。
一方面，当初董卓废少帝立献帝时袁绍并不同意：“初，天子之立非绍意”，此时去迎接未免有失颜面；另一方面，袁绍有意于推翻汉室，自立为王，所以错失了前去迎献帝的时机。
另一边，曹操的谋士也积极劝说曹操前往迎天子。在曹操与群臣商议迁天子于许县时，有些人提出如今山东还没有平复，并且韩暹、杨奉与张杨联合，刚将天子接到洛阳，认为不是迎帝的好时机，此时荀彧劝说曹操：昔晋文纳周襄王而诸侯景从，高祖东伐为义帝缟素而天下归心。
于是曹操采纳了二人的决策，“奉迎天子许都”，天子便封曹操为大将军。曹操的这一政治举措使其“收河南地，关中皆附”，并且名望更胜，赢得人心。袁绍见状感到十分后悔，“欲令太祖徙天子都鄄城以自密近”，此时袁绍想再迁走天子，曹操自然不会同意这样的无理要求。自此以后，二人之间的差距愈发悬殊，可见政治决策对于集团的重要性。
对于曹操而言，更为重要的其实是“挟天子以令士人”，在儒家观念的影响下，许多士人效忠于汉室，可以说“汉末士人是心系汉室的，是忠于献帝的……谁挟持了汉献帝，谁就挟持了士人”。
因为曹操名义上侍奉献帝，是为正统，故此满足了臣子们的忠君思想，当时的一些士子如杨彪、孔融等人也就是出于这样的原因选择加入曹操阵营，，在这样的情势下，越来越多的人认为“曹公允恭明哲，翼戴天子，伐叛柔服，宁静四海”，曹操取得了极大的舆论优势，逐渐笼络了一大批智谋之士为其服务，实力也就更为壮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