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智慧城市的建设，得到国家和各级地方政府的支持，-，国家颁发一系列政策鼓励智慧交通、智慧医疗、云计算、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发展。如在7月，国务院发布了《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规划》中指出面向2030年我国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的六个重点任务，即构建开放协同的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体系、培育高端高效的智能经济、建设安全便捷的智能社会、加强人工智能领域军民融合、构建泛在安全高效的智能化基础设施体系和前瞻布局新一代人工智能重大科技项目。通过加快人工智能与经济、社会、国防等方面的深度融合，为智慧城市的建设打下夯实的基础。
5G将开启万物智联新时代，物联网、云计算等技术性领域的快速发展，为我国智慧城市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以云计算为例，关键技术已达到国际领先水准，能支持海量并发、混合云、多云管理等复杂应用场景需求。，我国智慧城市的市场规模为0.76万亿元，至市场规模达6万亿，三年涨幅达689.47%。据中投预计，我国智慧城市市场规模将达到7.9万亿元，未来五年(-)年均复合增长率约为33.38%，将达到25万亿元。
看到这里大家觉得智慧城市的春天来临了，智慧城市的建设在国内外许多地区已经展开，并取得了一系列成果，国内的如智慧上海、智慧双流;国外如新加坡的“智慧国计划”、韩国的“U-City计划”等。但是，智慧城市这块“大蛋糕”虽然诱人，却也不是轻易可以吃到的，例如四年前与国际品牌和地方政府合作的1.75亿元智慧城市项目，却面临多方诉讼的窘境。
在大单频现的智慧城市领域，坑也同样不少。中国自掀起智慧城市建设热潮以来，全国各地很多城市都对智慧城市进行了大大改造，“数字城市”、“无线城市”、“电子城市”、“信息化城市”、“智能城市”等概念层出不穷，给城市发展带来极大改变，但从实际来看，其中也有许多不成熟的地方，甚至出现不少的烂尾工程，这对智慧城市长期目标的实现并非好现象。
韩国自2002年起陆续投入40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2517亿元），计划在仁川市松岛地区建成世界首座“智慧城市”——松岛新城，但这座城市至今未能完工，有媒体将之称为“另一座切尔诺贝利”。而未完工的原因竟然是因为资金枯竭，无以为继。
我国智慧城市建设中的问题，究竟什么样的城市才能被称为智慧城市？一个理想的智慧城市模型应该是什么样的？正如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智慧城市之于不同角色、不同立场，也会有不同的定义。
在此引用网络上一段话，可能说的不是很透彻，希望可以给大家一些参考吧，从以下几点说明问题
一是对智慧城市内涵、发展路径等认识不统一。智慧城市的提出，是破解城市发展中的生态、民生等一系列问题的。有人误把城市信息化或数字城市等同于智慧城市的全部，有人以为智慧城市建设就是建设数据中心、宽带网，缺乏对智慧城市目标、发展路径和发展模式的考虑。人口膨胀、城市扩张、资源约束和环境污染等，对城市基础设施造成日益增大的压力，智慧城市建设应当破解这些难题，并将提升公共服务水平放在重要位置。
二是信息孤岛广泛存在，互联互通的难度不容小觑。跨部门、跨行业的数据信息共享成为难题，有价值的公共信息资源和商业数据的开放程度较低。究其原因，由于收费政策的实施惯性，一些单位或部门把公共财政投入建成的数据库作为“摇钱树”；政府部门有各自独立的垂直信息系统，存在数据不统一、标准化程度不高、互联互通程度不足；政府部门各自为政，有部门甚至表示数据不能给其他部门使用。“三网融合”的提出不下十年，但迄今为止，尚未融合，今年国办发文在促进“三网融合”，可以印证信息互联共享的难度。“信息孤岛”问题的解决不会轻而易举。
三是智慧城市建设出现过热苗头。建设智慧城市，要在摸清家底的前提下，制订切实可行的计划，循序渐进地加以推进。从实际情况看，我国信息化水平处于世界中下游；却有50%的城市声称要建设智慧城市，显示出过热的苗头。8月，国家发改委等八部委联合印发《关于促进智慧城市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要求走理性务实、健康有序的智慧城市发展之路；但文件没有收到预期效果，背后的原因需要深入研究。
四是信息安全存在隐患。智慧城市建设离不开数据中心建设和开发利用，而我国信息安全保障尚不成熟、核心技术研发能力不足，涵盖数据采集、加工、管理、分析和应用的全链条大数据产业和生态体系不健全；部分核心技术来自国外，一些城市规划和工程由国外企业承担；安全经验的匮乏和安全系统的漏洞，也将增加智慧城市运行和管理的脆弱性，甚至对国家信息安全构成威胁。处理好信息安全与信息透明的关系，需要政府的智慧。
五是信息服务不够。虽然互联网企业推出了众多的服务平台，但政府引导不多；尽管住建部强调要因地制宜建设智慧城市，“一城一策”，而不能用一个统一的标准要求、评审、通过；但在实践中，跟风、随大流问题广泛存在，除展示馆外还没有更多的用途，缺乏对信息的收集、处理、加工和相关服务；如果不重视信息系统建设的后续开发利用，会留下新的“烂尾工程”。因此，在智慧城市规划、建设及相关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中，应当更多地听取当地政府、企业和百姓的意见，而不能任由技术导向。
六是建设资金不足。在我国城镇化初期，各地主要依赖土地财政为主的模式推进基础设施建设；随着经济转型和经济下行压力的加大，地方财政收入在下降。理论上，智慧城市的建设、运营和维护资金，可以采取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PPP)模式；但公共基础设施，特别是公益性项目或能力建设项目，PPP模式并非最佳选择，而需要创新融资模式，改善智慧城市建设中存在的“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窘境。
七是法规不健全。智慧城市建设不仅是技术问题，更重要的是体制机制的革新和相应的法制建设的保障。现行体制机制障碍，既有横向的也有纵向的，不仅需要城市自身革新，也需要破除行业和条块管理部门藩篱。国内的已有实践可以证明这一点。例如，虽然智慧银川打破当地条块阻隔、实现大部制式的信息共享和智慧管理，并取得初步成效，但涉及上层的条块障碍，依然阻碍各种信息的传导和办事效率的提升。因此，破除体制藩篱，不仅需要相应的法律、标准作依据，更需要加大执法力度，改变信息垄断、不透明、公共财政建设的信息成为“组织”收费的资本等状况，提高城市发展、运行、管理和服务的智能化水平。
在国家政策推动下，众多互联网企业、科技公司、金融公司也开始参与进来，并成为推动智慧城市建设的主力军。其中，阿里的杀手锏是ET城市大脑，用人工智能技术优化城市的管理，从交通领域入手，深入城市规划、医疗、治安等多方领域；腾讯的绝招是强化“连接”优势，整合、开放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LBS、支付基础技术能力，赋能政务、医疗、旅游、交通等诸多社会领域；华为则聚焦ICT基础设施，欲打造智慧城市“神经系统”。智慧城市千人千解，但都指向智慧城市的核心特征——以人为本。智慧城市不只是钢筋水泥的堆砌，也不仅仅办事柜台的线上化，更重要的是以人为本，有情怀、有温度地服务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