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史料表明,慈禧是否对自己的作为作过反省。但从1898年同意光绪进行国家改革这一点来看,她还是乐意让自己的外甥带领国家走向强大的。一句话,自己去日无多,而此前诸多对外战争的失败,内部反抗的有增无减,作为清朝皇室的她也不想让天下颠覆。但造化弄人,慈禧最终在患得患失中倾向于重新收回权力。
甲午战争中,光绪帝主战。1894年,朝鲜东学党起义,日本借口保护侨民,增兵朝鲜,蓄意挑起中日战争。光绪帝认为“倭人肇衅,挟制朝鲜,倘致势难收束,中朝自应大张挞伐”。7月24日,光绪谕示李鸿章切勿贻误军机,并多次下令加兵筹饷,试图制止慈禧太后挪用海军军费修建颐和园。他个人认为,李鸿章没有听取谕旨,结果“初败于牙山,继败于平壤”。日本乘势接连攻下九连、凤凰诸城,后马上侵袭大连、旅顺,最后占据威海卫、刘公岛,北洋海军覆丧殆尽。
光绪认为李鸿章作战不力,授意王文韶接替李鸿章直隶总督职位,命李鸿章往日本议和。战场上不得力,议和自然是任人鱼肉。光绪不得已批准《马关条约》之时,用朱笔写下一段话,要求全军上下戮力一心,痛除积弊,兴革自
国难当头,如果慈禧放手让正值壮年的光绪锐意改革,清廷也许会获得一丝转机。1898年,光绪已经二十七岁。慈禧夺权发动“辛酉政变”时,三个主要人物都同样风华正茂:慈安二十五岁,慈禧二十七岁,恭亲王奕三十岁。不少史学家认为,戊戌年慈禧准备放手让光绪改革,是想让一部分人“先跳出来”,然后再“秋后算账”。但从逻辑上仍然有一种可能被忽视了:1898年的光绪让她想起了辛酉年的自己,她考虑过让光绪带领这个国家走出危局,自己乐享晚年
。
1898年,慈禧对光绪的意见变成了“凡施行之新政,但不违背祖宗大法,无损满洲权势,即不阻止”。从中可以得到较为明确的信息:她也在寻求变化。
这个表态等于是首肯了光绪的改革。光绪于1898年6月11日颁布了《明定国是诏》,向中外正式宣布了变法革新的宗旨,表示要“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又须博采西学之切于时务者,实力讲求”。《明定国是诏》中提出的“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与慈禧“不违背祖宗大法”的要求是符合的。
然而,在实际施行中,微妙的矛盾最后产生的激变,又岂是一两句“根本”之言所能概括的。
光绪一度向慈禧摊牌要权,只是表面强硬,内心深处,还是对对方畏惧不已。1898年春,光绪用实际行动支持了维新派成立的“保国会”,阻止了顽固派对维新派人士的迫害,“决意变法”。
光绪孤注一掷,通过当时代替奕訢主持清廷政务的庆亲王奕劻转告慈禧:“我不能为亡国之君,如不与我权,我宁逊位。”这是光绪自当上皇帝以后,第一次公开向慈禧要权,而且态度相当强硬。但如果光绪的内心像表面一样强大,就不会像他的亲信恽毓鼎在其所著《崇陵传信录》中说,“天颜戚戚,常若不愉,未尝一日展容舒气也”。
慈禧通过对其宠臣荣禄的任命,牢固地控制了京津地区的军事力量。荣禄“身兼将相,权倾举朝”,光绪的御令大多如泥牛入海,全国改良性诏书遇到地方顽固势力的抵制。两江总督刘坤一、两广总督谭钟麟根本不理睬御令,上面下旨催问,浑然不睬,置若罔闻。究其原因,还是对光绪能力的不信任,不看好其政治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