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封建君主专制集权社会，所谓“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天下都是一个人的天下，他就是皇帝，就是天子，就是万岁。所有女人都可以任由皇帝占有、役使、蹂躏、纵欲，那就更不用说他自己后宫里的那些女人了，包括皇后娘娘、妃嫔媵嫱、宫娥杂役……只要他愿意，随时随地都可以临幸交欢，而不必有所顾虑。
但问题是，女人一个月总有那么几天的生理周期，过去叫月经、来潮、例假，现在也叫什么“老朋友”、“大姨妈”之类。一旦皇帝宠幸的这个后妃宫女来月经了，那该怎么办呢?难道就任由皇帝“闯红灯”吗?——因为与前中央编译局局长衣俊卿有过一段说不清道不明关系的山西师范大学副教授常艳，更是发明了一个既生动形象又让人恐怖的词儿：“带血作战”。后妃们难道也不得不要“带血作战”?
据文史学者李奉先先生考证，在古代，后宫女子在月经期间是可以拒绝皇帝临幸召见的，但是她们不能明着拒绝、生硬抵触，否则将会触犯龙颜，破坏他的“性致”，招来杀身之祸。
唐朝著名诗人王建曾写过一首《宫词》诗：“御池水色春来好，处处分流白玉渠。密奏君王知入月，唤人相伴洗裙裾。”其中的“入月”，就是指宫女来月经。她们通过“密奏”的方式委婉告知皇帝：我“来红”了，请您另外找其他女子解决生理上的需要吧。
历代后宫女人“密奏”“入月”的办法很多，但归根结底只有一种，那就是做记号。
早在汉朝的时候，后妃宫女做记号的情形在《史记》里已有明确记载：“天子诸侯群妾，以次进御，有月事止不御，更不口说，以丹注面目为识，令女史见之。”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无论天子还是诸侯的大小嫔妃，都必须按顺序“排班儿”伺候她们共有的夫君;哪个女子来了月经无法参加轮值，她不能直接说，而是用红颜色在脸上做个标记，让主管的“女史见之”。这里没说皇帝直接看到哪个女子脸上有红色标记就取消其临幸计划，而是由主管人员“密奏”。
除了“以丹注面目”，后妃宫女在月经期间还有戴戒指的做法，那也是一种记号。据《三余赘笔》记载，汉朝宫女们在月经来潮或者怀有身孕时，往往会在手上戴一枚金戒指，提醒帝王在此期间不可与其同房。所以金戒指也被称为“经戒之”，表明月经期间戒除性行为，是一种警示标志。至于如今的结婚戒指是否也有这样的功能，还有待于进一步探讨。
关于是戴金戒指还是戴银戒指，是戴左手还是右手，还有另一种说法，据说汉朝的后宫女子每当来月经或者怀孕时，就在左手戴一枚银戒指;如果被皇帝临幸了，则会赐给金指环，戴在右手上，并由女史记下与皇帝同房的时日，以备日后确定怀孕时刻进行核对。如果这种说法有依据的话，那么皇帝本人应该是清楚这些记号的。
还有《唐书》里也记载说，唐朝的后宫佳丽在“进御君王”之前，要结过女史的登记和安排。女史向每位女子发放两种小环，一种是金的，一种是银的。如果哪位女子有了身孕或者正处于月经期不能行房，她自己不必明说，只要把金指环套在左手上就可以了，作为“禁戒”的信号，女史见到就不安排她陪寝了。至于平时，女人们则把银环戴在右手上。
而到了五代时期，由于各地小朝廷林立，家家都有自己的规矩，宫女来月经所做标记亦便五花八门：有的是在手臂上系根红绳，有的是在腰间系根红绸带，有身份地位的宫女则在居室门外挂上不同颜色的灯笼，凡此等等，意在提示皇帝注意别“闯红灯”。
不过，有些皇帝颇为另类，闯红灯者大有人在，主要是太宠爱对方了。据载，唐玄宗晚年独宠杨玉环，杨贵妃在生理期间依然得接受临幸。月经时还要同房陪寝，其性爱的方式只能是抚慰与口交了。
到了宋朝及明清两朝，宫女来月经好像不再需要做记号了，而是直接告知主管女官记录在案即可，金戒指已经蜕化为纯粹的妆饰。这种礼仪方式的变化跟后宫管理制度的日趋完善，与皇权已受到一定的制约有直接关系。
中国古代妃子侍寝秘事 背后竟藏惊天秘密
其实，不管是争宠也好，夺爱也罢，都不过是宫中女子争取生存的手段和技巧，无不饱含着宫中女子多少辛酸的泪水。她们原是被养在宫中以备一人泄欲的玩偶或 传种的工具。但是，连这种被玩弄时“义务”，在她们也是难以期冀的机会。这充分暴露了封建制度的残忍性和宫嫔制度的非人道性。
古代皇宫内管理嫔妃侍寝的叫敬事房，隶属内务府，其最重要的职责乃是管理帝后嫔妃的房事，所谓“专司皇帝交媾之事者也”。
嫔妃们的侍寝房事都归敬事房太监管理、记录。嫔妃们的每一次侍寝，敬事房总管太监都得记下年月日时，以备日后怀孕时核对验证。古代嫔妃侍寝程序较为复杂。每日晚餐完毕，总管太监就奉上一个大银盘，里面盛了几十块绿牌子，每块牌子上都写着一个妃子的姓名。
这天，皇帝若没有性欲，便说声“去”有点意思，则拈出一块牌子，翻过来，背面朝上，再放进盘里。总管记住这个牌子，出来后将牌子交给手下，一名专负责背妃子进寝宫并一直送到龙床上的太监。
古代被召去侍寝的妃子
届时，皇帝睡觉了，则先上床，将被子盖到踝关节处，脚露在外面;那太监先已在妃子房中将其脱个精光，随即裹上大披风，一直背到寝宫，再扯去披风，将妃子放在床上。妃子则从暴露在外的“龙爪”这头匍匐钻进大被，然后“与帝交焉”。
此时，太监退出房外，和总管守候窗外，敬候事毕。为防止皇帝中马上风而死，时间稍长，总管就得在外高唱：“是时候了。”若皇帝兴致高，装聋作哑，则再喊一次。“如是者三”，皇帝就不能再拖延，而得“止乎礼”。
招呼太监进房。太监进去后，妃子必须面对皇帝，倒着爬出被子。君臣朝堂相见，臣子退下，是不能转背而行、拿脊梁骨对着皇帝的，得面朝皇帝，往后挪步，这叫“却行”。“臣妾”更不能拿光脊梁对着皇帝，所以只能这样倒爬下床。太监再次用披风裹着她，背到门外。
总管随后进来，问：“留不留?”皇帝说留，就拿出小本本，记上某年某月某日某时皇帝幸某妃;若说不留，总管就出来，找准妃子腰股之间某处穴位，微微揉之， “则龙精尽流出矣”，实施人工避孕。避孕倘不成功，就得补做人流手术，因为本子上没有记录的房事，做了也是白做。
这个不太合乎“人道”的存档制度，是顺治皇帝从明朝学来，用以限制“子孙淫豫之行”的。皇帝们肯定都不满意这个“祖制”，但又不能随意更动，于是设法规避。
圆明园等行宫的嫔妃侍寝则不必奉行存档制度，因此，一年中大部分时间，年轻的咸丰都住在圆明园，尽情享受园内嫔妃宫女们的千般旖旎，万种风情。
骰子是一种赌具，然而在唐开元年间，却曾被宫中称作“媒人”。原来，皇帝不耐烦为择妃侍寝而费神，就让嫔妃们掷骰子来定待寝者。
风流天子李隆基的“蝶幸”法;亦类似于此。明皇让嫔妃们在头上插满鲜花，然后将亲自捉来的蝴蝶放飞，这个蝴蝶停在谁的头上，谁就能得到明皇的一夜之幸， 另外，还有令嫔妃掷金钱以赌嫔妃的“投钱赌寝”法，使嫔妃们竞相扑捉流萤，以先得萤虫者受幸的“萤幸”法，有向嫔妃发射香囊，以中者得幸的“香幸”法等 等。
大多数嫔妃对于侍寝只能抱以听天由命、无可奈何的态度。然而，亦有不少宫中女子对侍寝采取积极主动的态度，以种种方式争取侍寝，以图获得帝王的宠爱。
南朝宋文帝时的潘淑妃因貌美而被选入宫中。潘淑妃是个很有心计的女子，她在悄悄地等待机会，当她得知宋文帝以“羊车望幸”法择妃待寝之后，便有了主意。
原来，宋文帝喜欢驾着羊车在后宫别苑任意行走，羊车停在哪个嫔妃的住所前，文帝就在此留宿。潘淑妃就来个投羊所好，在门外的屋檐上插以青竹枝，地上洒以盐汁。
羊很喜爱这两样东西，它远远地望见潘淑妃门前的青竹枝，嗅到盐味，便直奔而来，舐地衔枝，逗留不去。宋文帝慨叹道，羊都因为你而徘徊，何况人呢?于是， 就常到潘淑妃房中过夜，潘淑妃早就精心打扮好了等候着，一见文帝进来，自然殷勤侍候，百般献媚，从此爱倾后宫。
聪明的嫔妃也会很巧妙地向皇帝自荐。宋代的李宸妃原本是侍候章献太后的小宫女。有一次，宋真宗偶尔经过时想要洗手，李宸妃赶紧抓住这个机会，巴结地端起盥洗器具前去服待。皇上见她肤色润美，就与她聊了起来。
她趁机对宋真宗说，昨晚忽然梦见了一个羽衣之士，光着脚从天而降，对我说：给你生个儿子。真宗正没有儿子犯愁，听了李宸妃的话之后，挺高兴地说，我来成全你吧!李宸妃因此而得幸，隔年就生了皇子。
有时嫔妃之间也会相互引荐。宋代的乔贵妃和韦妃入宫后共同待候郑皇后，两人情同手足，结为姐妹，她们普经约定：“先贵无相忘”。也就是说，谁先得帝王的宠幸，可别忘了提掣姐妹一把。后来乔贵妨先得幸于微宗，便向徽宗推荐韦妃。韦妃由此而得幸。
有的嫔妃的初次侍寝似乎是歪打正着。程一宁是元顺帝时的七贵之一，是“位在皇后之下，而权则重于禁宫”的宠妃。传说，她是以歌哀怨宫词得幸的。程一宁在 得宠之前，怒愤颇多，时常在夜深人静之际，登楼倚栏，唱出词意哀怨的宫词，唱得音语咽塞，情极悲怆。有几次，恰好被元顺帝听见。
顺帝深受感动，对人说：“闻之使人不能不凄怆，深宫中有人愁恨如此，谁得而知，盖不遇者亦众也。”于是，就驾车往程一宁的住所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