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推翻元朝统治，重新建立起汉族中统的大明王朝。
其治国方针，基本采取了“上承周汉，下取唐宋”，对于整顿和恢复礼仪，极其重视，根据汉族的传统，大明朝廷重新制定了服饰制度。
明代文武官员的冠服，分“朝服、祭服、公服、常服”四种。对各种服饰的样式与尺寸，衣料、帽顶、绣样、色彩，乃至鞋履，都有着严格的制度规定。
也就是说，明代文武官员的服饰，是完全受制度与规章的严格约束的，不得违制和僭越。
大明王朝的统治者，通过各种官员不同的服饰，来显示官序的高下。由此，使封建制度更加程序化、合法化、格式化，在被统治者心目中，更显神秘和威慑感，达到“君权神授”的效应。
在政治、经济、文化、技术发展的前提下，明代服饰呈现出了自己的特点。
朱元璋先是禁胡服、胡语、胡姓，认为元代服饰，皆为胡服，“无复中国衣冠之旧”①(p321)。
继而，他又下诏，废弃了元朝的服制，“悉命复衣冠如唐制”，令衣冠悉如唐代形制，重新恢复了汉制。
“易冠服”是中国古代每一位创业继统之君，安邦定国最重要的政治措施之一，服制也从来都是礼制的重要部分。
所谓“一代之兴，必有一代冠服之制”②(p128)，其文化意蕴正在此。
服饰不仅仅具有穿着打扮的实用价值，在中国古代，还是一个人社会地位、贵贱尊卑的标志。
战国时，荀子就提倡“衣服有制，宫室有度”；
西汉时，贾谊详细阐述了“奇服文章以等上下而差贵贱”的意义。
因此，衣冠制度，一直根深蒂固萦结于中国历代帝王的思想之中。
明朝大臣在朱元璋的授意下，参考了周、汉、唐、宋的历代服饰形式，并根据汉族人的习俗，加以修改，将服饰制度，作了重新规定。
先后试用了近30年，才在洪武26年（公元1393年）确立了明代服制的基本款式，从指导思想上，确定了明代服饰，要恢复与体现汉官威仪——即中国汉民族的古制、封建等级、尊卑贵贱，因为服饰最能体现“辨贵贱，明等威”③(p13-22)。
明代服制“上采周汉，下取唐宋”、集历代华夏服饰之大成，尚古而不守旧，长于创新流变。
“壬子，诏衣冠为唐制”④(p44)。明代服饰最终形成了“敦厚繁丽”的风格，成为“汉官威仪”的集大成者。
明代服饰仿古而不泥古，朱元璋对于明代服饰制度的制定，颇具创新意识。
他除了恢复汉制“右衽”制式（少数民族多为左衽，汉族丧服也为左衽），衣领从宋代的对领，变成圆领外，还在官服上，大做文章，发明了“补子”。
补子，是明代官服最有特色的装饰，又称“胸背”或“背胸”，就是在官服的胸前和背后，缝缀上一块表示职别和官阶的标志性图案，方形，织有禽、兽两种图案。
文武官员根据级别不同，各有不同图案。
《明史·舆服志》：“（洪武）二十四年定，公、侯、驸马、伯服，绣麒麟、白泽。文官一品仙鹤，二品锦鸡，三品孔雀，四品云雁，五品白鹇，六品鹭鸶，七品鸂鶒，八品黄鹂，九品鹌鹑；杂职练鹊；风宪官獬廌。武官一品、二品狮子，三、四品虎豹，五品熊羆，六、七品彪，八品犀牛，九品海马。”⑤
这些不同的鸟、兽纹，都织在方形补子上。
朝廷文武官员，不论级别，都必须按规定，在官袍的胸前和背后，各缀一补子。文官用禽，武官用兽。
明《大学衍义补遗》卷九十八：“我朝定制，品官各有花样。公、侯、附马、伯，服绣麒麟白泽，不在文武之数；文武一至九品，皆有应服花样。文官用飞鸟，像其文采也，武官用走兽，像其猛鸷也。”
这种以缝补附在衣服上的装饰，还有另一个好处，就是换取比较方便，根据官职的变动，更换不同的图案，很象唐代武则天“以袍纹定等级“。
这一改变，实为明代服饰“敦厚简洁”之表现。
皇室服饰的规范和制定，也是明代服饰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朱元璋也定制了一套豪华的皇室服饰制度，满身龙纹装饰，方显“君权神授”的至高无上。
如此一来，大明从皇室贵族，到大臣子民，服饰装扮都焕然一新，不但给人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也给人们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华夏远古的图腾崇拜，似乎在明代又得到了延续，这也是华夏民族一脉相承的根本。
明代服饰，在继承汉唐威仪的基础上，更加显示出泱泱大国汉族官员的威仪。以至于后来的清朝，也部分沿用和继承了明代的补服制度，并使这一制度，得到延续和发展。
泰州市地处江苏省中部，长江下游，历有“水陆要津，咽喉据郡”之称，鱼米之乡，富庶之地。
元代之后，泰州地区少有战乱，社会稳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得到了较好的发展。
泰州地区出土了大量的明代服饰，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明代服饰的特点。
在泰州发现的明代服饰中，既有官服，也有民服；既有礼服，也有常服。质地非常丰富，品种有：长袍、长衫、半臂、短襦、背心、裤、裙、靴、鞋、袜，还有枕套、手套、汗巾、福寿巾等。
这些服饰的大量出土，得益于墓葬的保存完好。因为明代不像汉唐时期的厚葬，葬风葬俗渐薄，致使随葬品多为衣服之类的随身物品。
薄葬，虽然对于我们后人研究当时的历史，似乎缺乏实物的证明，但是从另一个方面，也可以减少盗墓贼的滋扰，使墓葬保存完好，让我们今天能有幸目睹那么多的衣物实物。
泰州地区的明代墓葬，有一个共同点，防腐和密封技术比较高、措施做的比较好，大多选用珍贵耐腐的柏木、杉木，精工制作棺椁，全用榫卯紧密接合。
有的棺木内放置了灯心草等防腐干燥物品，棺外有椁，棺内外刷漆。椁外周围六面，全用石灰和糯米拌和浇浆，在上层浇浆上，再堆起高大的封土堆，使整个墓葬处于相对恒温、恒湿、无菌的环境中，有利于保护尸体。
1979年到期间，先后在泰州西郊九龙桥、东郊鲍坝、城河南岸的高土坡、西北郊森森村、市区春兰路工地，发现6处明代墓葬，出土了大量保存完好的明代服饰。
南京云锦研究所专家认为，这些明代丝织品，已经达到了很高的纺织技艺。如此丰富集中、质地优良的明代衣料服饰，基本上代表了明代后期，中上层社会人士服装的式样，某种程度上，还反映了当时人们为追求尊荣豪华，而“违制”穿用服饰的现象。
泰州地区出土的明代服饰，从质地、制作工艺等方面来看，具有代表性的有：
1980年明嘉靖徐蕃夫妇墓出土服饰
1988年明嘉靖刘湘夫妇墓出土的服饰
1980年10月底，泰州东郊鲍坝菜园五队的孟姓农民，在翻建房屋打地基时，有幸请出了一位沉睡近五百年的古人——明人徐蕃。
当厚重的棺盖被撬开后，人们惊呆了。一位身着补服的长者，呈现在眼前，须发完好，皮肤还有弹性。后来连研究保存毛泽东主席遗体的上海第一医学院防腐专家，也亲自参与了徐蕃遗体的解剖工作。
人们在惊叹之余，总想亲眼目睹一下这位明朝高官的随葬宝物，令人遗憾的是，除了随葬的衣服外，其他什么都没有。
徐蕃，官居三品，泰州人。弘治六年进士。授南京礼科给事中。武宗嗣位，复先朝所汰诸冗费，蕃等力争，不纳。后起江西参议，从都御史陈金讨平东乡寇。嘉靖时，累官工部右侍郎。
由于徐蕃历官多职，所以史书对其多有记载，《明史》还专为其立传。
根据史载，他是个清官，在任期间没有压榨百姓，聚敛钱财，《明一统志》上说“蕃性简直刚毅，居官淸介，虽馈赠不轻受焉。”
徐蕃更是个谏官，为人刚正不阿。正德二年，他与多位大臣联名，弹劾给事中太监高凤，让他尝到了“逮系诏狱、廷杖除名”的滋味。高风被逮到京师下了大牢，受廷杖差点被打死，官也罢了。直到正德五年，高凤的后台司礼太监刘瑾，被凌迟处死，受刘瑾打击罢免的这些官吏，才全部复出。
徐蕃被升迁为江西参议，到嘉靖时，徐蕃官至工部右侍郎，正三品。后因眼病提前引退，于嘉靖九年去世。
同时佐证的，还有清道光《泰州志》：“徐蕃，字宣之，号北屏，弘治六年进士，初为南京吏部给事中，以论刘瑾，逮，杖几死，放为民。刘瑾被诛，又起，为江西参议、浙江提学副使。抑浮靡，崇理学，累仕为都御史，后官至工部右侍郎……”
正因为他是个清官，同时这一时期葬俗从薄，所以丧事一切从简，只有他身着的绣孔雀纹的补服，表明了他的身份。
他和他夫人随葬的这些明代服装，成为了泰州市博物馆的重要藏品，也是明代服饰研究的重要对象。这件绣孔雀纹补服，被定为一级文物。
明朝对于品官退朝“燕居”时的服饰，也做了具体的规定。三品以上织有云纹，四品以下不用纹饰。
徐蕃所穿补服，为驼黄色暗花缎底、绣孔雀纹补服，盘领、右衽、宽袖，衣长141.5厘米，两袖通长242厘米，袖宽48.5厘米。
衣服里料为驼黄色折枝菊主纹、饰直径纱的花绸，面料为驼黄色八宝四合云纹暗花缎，五枚二飞经缎纹地，上织四合如意云主纹饰。
前胸和后背各缀一块边长39厘米见方的孔雀补子。补子用平纹绢作底，上绣两只上下对飞的孔雀，间饰如意云纹。
刺绣运用了苏绣的齐、接、套、铺、缠、正戗、反戗、刻鳞等多种针法，更为可贵的是，用三种不同的绣线，分别绣出了花纹的不同部位，呈现出不同的效果。再以劈绒线绣出深浅不同的云纹，以衣线（双股合捻）绣出孔雀的翅膀，以铁梗线（以细铁丝为芯，外缠丝线）绣出孔雀各个部位的轮廓，突出了孔雀和云朵的立体感，使图案栩栩如生，孔雀有如展翅于祥云之上。
右肩部有一个素缎的扣绊，出土时此补服腰部有系带，黑缎红花纹，两个扣绊扣住
纷至沓来的专家学者，打破了昔日博物馆的宁静，除了研究古尸防腐技术的上海自然博物馆古人类专家外，更多的，是研究服饰、丝织工艺、组织结构的国家顶级人物。
故宫博物院、南京云锦研究所、苏州刺绣研究所、苏州丝绸博物馆、上海艺术研究所等科研机构的学者，都曾慕名前来访问。
他们一致认为，这批出土的明代服饰，具有较高的文物价值和学术价值。
故宫博物院服饰专家李英华研究员，更加看重绣孔雀纹补服，她认为这件补服，保存相当完好，从纹饰、织造工艺、服装式样上来看，是标准的明代官员礼服，符合明代的礼制，与历史文献记载相符。而且，墓志和地方文献，都有准确的年代记载，是不可多得的珍品，它代表了明代织绣技术的最高水平，所以把它定为国家一级文物，是无可非异的，具有很高的学术研究价值。
明朝制度规定，受过诰封的命妇，也备有补服。她们所用的补子纹饰，以其丈夫或儿子的官品为准。同时，其衣服的整体纹饰，以“索”为基准。
徐蕃妻子张盘龙所穿的驼黄色织麒麟纹索缎补服，正体现了当时的规定。
（顺带插一句，张盘龙全身上下的服饰很奇怪，不少都是男子服饰，上身里面穿了男性的“贴里”，下身里面没穿裤，而是放在了棺内的包裹里，裹了小脚，却穿了靴。头上也无明初的狄髻或其它首饰，只有一根簪子，外面戴着和相公差不多的男帽。）
驼黄色织麒麟纹索缎补服，驼黄色，盘领右衽，宽袖。前胸和后背缀补了变长32厘米的浅玉色织麒麟，上部有云纹，下部为海水、山峰、双胜、如意云、银锭等纹样。
麒麟补服，应为“赐服”，这件补服对了解明代服饰制度，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在徐蕃夫妇墓，还出土了一件浅驼黄色朵梅纹花缎裙。
明代妇女下裳多穿裙，穿裤者较少。明初裙幅用六幅，明后期用八幅，行动更加自如。
浅驼黄色朵梅纹花缎裙，腰用双层白棉布制成，两端缝布带（系结），带长50厘米。裙身各打6道褶，正中开叉，用朵梅纹花锻制成。
朵梅纹，是中国传统纹样，明代女裙以此作为连续图案，非常精美。
贴里（以下博物馆图片中所标部分名称不准确，应该是“贴里”）
如果说徐蕃夫妇墓出土的服饰，体现了明代汉服的规范和礼仪制度，那么1988年出土的明嘉靖刘湘夫妇墓中的服饰，则体现了明代后期服饰，由明代早期的朴素守制，到华丽奢侈的变化，明代后期的“僭越”现象，得到充分的证明。
明代初期，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进一步强化，在服饰规定方面，也得到了体现。
明初，明文禁止“僭越”。明初由于受到政治、经济、程朱理学的影响，人们对于服饰样式、颜色等方面的要求，无暇顾及。
到了明代中后期，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思想变化，加之对外交往的影响，服饰开始出现较大的变化。官僚、富商，竞相奢靡，这种风气也影响到了普通民众。
明代中后期的服饰，整体风格出现了僭越。尤其是后期，政治规范松懈，僭越现象更加严重。
刘湘夫妇墓出土的酱褐色织狮纹素缎补服，正是这一时期僭越现象的体现。
酱褐色织狮纹素缎补服，酱褐色，圆领，右衽，宽袖。
土黄色素绸里，前胸和后背各织高38厘米、宽40厘米的狮子纹补子。
补子中间为一只卧狮，转颈竖尾，四周有云纹和海水纹。
此补服为刘湘妻子入殓时所穿。狮子补服，是明代一、二品的武官所用，而史料记载，刘湘只是处士，无官职。
刘湘夫妇的身份，和其穿戴的服饰，明显是一种僭越。
明嘉靖年间，民间服饰有了很大的变化，尤其是平民女子，其服饰，已然有模仿皇后王妃的整体趋势。此件补服，可谓是当时风尚的体现。
刘湘夫妇墓出土的衣服，不仅体现了当时的一种僭越现象，同时一些衣服，也体现了当时的时代特征。
浅驼黄色暗花缎夹袄，用素色缎做边，花缎上织主题图案为折枝莲花、梅花、牡丹、菊花，其间有蝴蝶和蜻蜓纹样。
此件夹袄纹样，是明代服饰中常见的传统纹样，样式也反映了当时的时代特征。
明代服饰作为中国封建社会汉服的集大成者，内容丰富，形式多样，为今人研究者所乐研。除了孔府旧藏的明代男女汉服，泰州地区出土的明代服饰，是明代服饰的一个小缩影。
泰州博物馆保存的其它明代服饰：
参考文献：
①《明实录·太祖实录》，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1962年。
②[清]叶梦珠撰，来新下点校.阅世编[M].北京:中华书局，。
③[清]张廷玉等撰: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
④[清]夏燮撰.沈仲九校点.明通[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
⑤[清]张廷玉等撰.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