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客观评价
建立在稳固的形而上学基础之上的马克思主义，似乎经得起任何诘难。因为，马克思主义隐含的界定就是，所谓真理，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其反对者，恰恰因为是反对马克思主义而必然总是错的。马克思主义的这种诡辩，过去和现在都具有巨大的魔力。形而上学家沉溺于创设虚构的实体和独断的理论体系，即所谓的历史哲学。后继者列宁终生处于精神封闭状态，没能意识到，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一说在自然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里都已经丧失了说服力。不管辩证法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占多少比例，这样一个形而上学的概念，显然完全不适用于经济学这样一门研究人的经济行为的经验性的社会科学。况且，由马克思主义衍生而出的形形色色的乌托邦思想最终都被经济科学和事实戳穿了，特别是经不起与形而上学思辨方法彻底决裂的实证哲学的批驳。
在辩证唯物主义的逻辑中，引起人类历史上一切意识形态和社会条件变化的是社会生产力，但无论是马克思还是他的追随者，都没有准确界定这个术语。在马克思看来，物质生产力，与人们的意志无关，产生了生产关系及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每一种唯物主义或准唯物主义的形而上学，都必然要把一个没有生命的因素转变成一个类似于人的主体，并认为它有能力思考，做出价值判断，运用手段实现目的，也就是必然要把人所特有的行动能力转移给一个非人的实体，隐含地赋予它人的智力和辨别力。凡是企图做到这一点的人，不过是在用自己虚构的一个幽灵来代替现实而已。马克思宣称，凭借别人得不到的神宠，他获得了神启，知道了历史必然会采取什么进程。历史将走向社会主义，历史的意义就是实现社会主义，凡是没有得到神启的人或固执地不相信这一神启的人，都没有给予关注的必要。
像“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种只在非常苛刻的条件下才成立的伪真理被事实一驳即倒。如果生产力真能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真能决定上层建筑，那就不会有李约瑟之谜：“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
经济结构的改变或优化这一说法最早由库兹涅佐提出，并把农业到工业再到服务业动态演化的过程总结和确立为一个建成发达国家的共同发展模式。简单讲就是，工业化、农业现代化、服务业市场化是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1522-1700年，随着英国农业劳动生产率的稳步增加，更少的劳动可以生产更多的食物，这直接释放更多的劳动力转移到其他生产率更高的工业和服务业。1700-1850年，农业是英国增长最慢的部门，这说明农业劳动生产率在工业革命前已经度过其加速期（Broadberryetal.，）。1759年，英国农业劳动力数量在各行业总量中的份额降至37%，工业则增加到34%。以至于到18、19世纪时，即工业革命期间，没有发生大规模的产业间劳动力转移。也就是说，英国工业产出剧增更多的归功于机械化使劳动生产率大幅提升，而不是完全依靠劳动力从农业转移至工业。但仅工业生产率的增长不足以将经济从传统农业社会的停滞均衡中拉出，这是因为传统农业以及相对较低的农业生产率需要大量劳动力来生产食物满足人的生存需求，这必然限制了人均收入的增长和生产可能性边界的扩张。工业化是农业现代化的必要前提条件。农业从来就不是天生要为资本积累提供廉价劳动力，为工业化提供初级原材料的部门。农业现代化对经济可持续增长而言是不可或缺的（Yang和Zhu，）。
在18世纪初以前，英国农业机械的拥有率有几乎为零。18后，因工业劳动生产率飞速提升，农业机械价格大幅下降。英国农场也开始陆续购买机械用于农业生产，推动了农业劳动生产率持续递增。进入20世纪后，美国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更是超过了各发达国家的其他部门。150年前，美国绝大多数人还都是农民。现在，机器几乎干完了所有的农活，只有不到2%的人美国人是农民，然而这2%的人不但为整个国家生产了足够的食物，还向海外出口农产品。美国农场在1980年生产1吨小麦、谷物等所需雇佣的劳动力只是1800年的1-2%（Johnson，1997）。这主要是因为在化学、生物学等农业科技的支持下，工业化生产为农业提供了便宜的化肥、新种子等。农业产出不再完全靠天吃饭，投入的成本开始内生决定。即使在农业生产很发达的美国，农业生产率高并非全是采用农业前沿科技和规模化生产的功劳，农业风险管理水平的作用也不可低估。采用新型农业保险政策的县的农作物产量的比其他自然条件一样的县高近1/5（Cornaggia，）。
当生产率跃迁至阈值之上，即跨越人均收入9200美元的门槛时，以技能密集型产出、高附加值为特征的现代服务业不可避免地要崭露头角，发达国家尽皆如此（Buera和Kaboski，）。上世纪50年代后期，在已是制造业强国的美国，服务业的发展势不可挡，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直线上升。到2000年，服务业实际附加值占各产业总和的80%。这期间，大学生的工资增长了125%，是同期高中生的2倍。尽管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力的供给数量大规模增加，但对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和基于技能溢价的工资上涨从未止步。即便培养成本和机会成本更高，高技能劳动力在生产方面仍有绝对优势和和不断增长的比较优势。经济在从低级形态向高级形态转换的过程中，生产率越高，专业化、高技能劳动力的重要性更是与日俱增，市场化生产边界亟需不断扩张。
一直领先于世界文明的中国，在14世纪时几乎已具备了产生18世纪末英国工业革命的所有主要条件，甚至已达到通向爆发全面科学和工业革命的大门，但却没有再往前迈进了。宋朝工商业极为发达，而明朝则有进一步发展，铁产量为北宋的两倍半，棉布取代麻布成为纺织品的主流产品。无论是铁、造船、建筑等重工业，还是丝绸、棉布、瓷器等轻工业，在世界都是遥遥领先，工业产量占全世界的2/3以上，比农业产量占全世界的比例还要高得多。“康乾盛世”时期，中国的GDP排名世界第一，占全球总量的三分之一。17世纪后西方的技术进步加快后，中国却远远落后了，中国的生产力在几百年的时间内都无法决定生产关系。这反而证明了一个人类社会发展的真理：生产率在长期必须递增！这比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更唯物、更客观、更科学、更经得起实践和历史的检验。没有植根于科技进步和创新的生产率的递增和革命，什么社会主义都是浮云。
新制度经济学经得起实证、历史检验的核心观点之一就是：制度决定经济绩效。在许多不发达国家和前社会主义国家，因为法治稀缺，私有产权不过是一纸空文，执政党可以随时剥夺公民的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一旦人们意识到自己的人身自由和财产安全得不到保障，个人权利和财产随时都有可能被随意剥夺，投资没有回报的可能性，那么有人去投资和储蓄吗？创新者的合法收益无被剥夺之虞才会集中精力去创新，否则社会生产率就会长期停滞不前甚至倒退。
以中国为例，在同样的土地、生产技术、劳动力等生产约束条件下，从引发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并饿死至少三千万人的“三年自然灾害”的人民公社制度，到被全世界发展经济学教材广为引用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所带来的农业生产率的飞跃，特别是其让十亿人吃饱饭，上亿人脱贫的实效对比是极其鲜明的。用小岗村农民的话说就是为自己干就不会偷懒了，社会主义的农民阶级一样是理性的经济人。个体的行为是组织绩效的基础，经济组织内部没人希望别人付出很少的努力或不付出努力而得到相同的报酬，果真如此的话，这个吃大锅饭的组织就会毫无作为，多劳多得即是效率也是公平。更少的劳动可以生产更多的食物，这直接释放更多的农业劳动力转移到其他生产率更高的行业。联产承包责任制是人类历史上脱贫成效最大的制度变迁，做了当时做梦都不敢想，做成了全世界都认为在社会主义国家不可能成功的改革，以大无畏的担当、勇气、智慧革故鼎新，为随后的改革开放打下物质基础，其减贫效果远比秉持为人民无私奉献的初心在窑洞里同吃同住几年，什么活都干的思想境界，却实际上没有帮几户农民脱贫的结果是天壤之别。发展经济学总结全球脱贫最成功的经验就是：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用中看不中用的绣花式形式主义来精准扶贫，再过100年也脱不了贫。有效率的制度促进经济增长和发展，反之，无效率的制度抑制甚至阻碍经济增长和发展。
这么浅显且被无数事实所证明的道理难道非要深思才能明白吗！市场经济不是单一的反而是多样化的激励与约束的集合，即使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市场经济制度本身细分也存在着不同的模式，如美国市场机制发挥主导作用的模式，日本、韩国的政府与市场紧密结合的模式，德国自由竞争和社会公平相结合模式，也有北欧国家的社会福利主义模式，难道这些国家用的是异质的，来自不同宇宙或星球的人、资源禀赋、能源、科学技术组成的生产力在生产？
上述例证用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之类似是而非的妄言或东拼西凑的新结构经济学根本就解释不了。发展中国家或地区从贫穷走向富裕的最大障碍，不是资源禀赋稀缺，收入水平低，资本和知识存量少，国际竞争力弱，也不是人口太多、缺乏外援，而是缺乏一种有效的制度。有些地区资源丰富，地理位置优越，既不缺资本，也不缺高素质的劳动力，科技水平位居全国全列，甚至可以说完全具备发展的先决条件，但人均实际收入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优质劳动力大量流出，成为潜规则、寻租、非法集资盛行，用行政手段配置要素禀赋成瘾，创新精神窒息的法外之地。这恰恰是因为，不信、不学、不懂、不会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唯心主义的假道学伪借马克思主义政治观为标准，在没有任何法律依据下，像帮派、社团一样制定江湖规矩，实际上按封建的、世袭的、等级的、任人唯利、唯亲等封建用人方式，把公仆豢养成私臣，为育庸才、奴才而损英才，党同伐异，最不会做的事就是选贤用能。
马克思主义只是一种半经验性、半道德说教的“主义”，而非经逻辑上严格推演和论证的“学术真理”。不可否认，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唯一的真知灼见，就是关于劳动生产率的独到论述和见解，是真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但这不是由马克思最先发现或独创的，其最大的缺陷在于无法解释为什么相同的人、生产要素在不同的制度下会有迥异的生产效率，也就是全要素生产率。
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论存在一种悖论：将“资本家”创造价值纳入理论框架中，那就不过是古典经济学的一种另类的同义反复；如果维持原状，则是谬论。总之，对马克思主义总体上应持否定的态度。地球上绝大多数人不信、不学、不懂、不会马克思主义，倒是天道有常，人道有为，制天命而用之，也未迎来世界末日。“真信、真学、真懂、真会”马克思主义的组织及其成员，天天要求理想、信念、忠诚挂嘴入心，但事实上公平与效率皆亡，道德上未见其有多高尚。
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的许多预言在资本主义早期被证明是非常正确的，但他却大大低估了资本主义的适应和学习能力。资本主义国家采用马克思倡导的失业保险、社会保障、公共教育和医疗、最低工资和超时工资法等制度与政策缓和了社会矛盾。但随着社会主义国家的兴起和消亡，原来认为是由资本主义造成的一些问题，可能为任何形式的社会组织所共有。例如，对生产性活动的激励问题不会随着社会主义的到来而消失。没有激励行为的个人动机，任何社会都会失去活力。为什么马克思式的社会主义制度会失败？固然有很多复杂的原因，但最基本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建立在一个错误的经济理论基础之上，成功的社会主义社会可能只产生于资本主义社会。前社会主义国家每一个都在找到适合自己的道路。事实上，几乎每个宣称实行社会主义的国家目前都在仿效资本主义市场经济。
经济理论是否有效、有用，最终不能以其所激发的革命热情来判断，而应以确凿的学术研究与积累的经验证据来验证。经济学是一个动态演化的学科，不可能像工程设计理论那样长期不变，实际上也没有什么科学理论是长期不变的，对经济学原理和经济运行的理解随着时间流逝与实践发展而不断进步，并且一直在进步之中。从一个很小的前提集通过演绎推导来预测和描述人类经济行为的企图注定要失败，而且已经失败了。经济学领域中的新思想和新发展常常与其他学科的新思想和新发展协同进步。随后一些新思想的出现加强和提高了现存的知识基础，而另外一些理论和研究则对新思想提出了挑战。这种思想的拓展和竞争并不总会产生科学意义上的“真理”，但却产生了一个广泛的、几乎为所有人接受的经济学基本原理的主体。
教条主义是指一个人的信仰的僵化，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者感到世界是充满危险的，把合法的权利绝对化、独裁化，拒绝或接受别人的基础是他们同意或不同意接受权威主义。简言之，教条主义者思想闭塞，坚持封闭价值观，要求遵从公认权威，对社会具有消极态度，崇尚权力和武力，反对组织成员个人利益、情感等的表达。“大搞禁区、禁令，制造迷信，把人们的思想封闭在他们假马克思主义的禁锢圈内，不准越雷池一步。否则，就要追查，就要扣帽子、打棍子”。因为民主集中制受到破坏，权力过分集中的官僚主义则常常以“党的领导”’、“党的指示”、“党的利益”、“党的纪律”’的面貌出现”。“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追求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在道德、价值观上并没有错误，但如果连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是什么，能不能实现，怎样实现都没有弄清楚，每天空喊唯心主义的口号，构想共产主义的海市蜃楼，而不解放思想，实事求是。那么，距离共产主义甚至社会主义实现那天的时间跨度会趋于无穷大。遗憾的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从诞生至今有一百多年没有与时俱进，曾今的“真理”已经沦为了教条、桎梏、枷锁。马克思主义现在气数已尽，在思想的市场里已无一席之地，到了退出历史舞台的最后谢幕时刻。
六、结论
什么是真理？热力学第二定律，即孤立系统的熵永不减小，直至处于孤寂、死亡的状态。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既无公平又无效率的组织无一例外地在历史长河中湮灭。无论马克思多么伟大，在实践、历史、实证、逻辑的检验下，拒绝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即剩余价值论是真理、科学的假设，以c、v、m构建的理论三脚架，吹口气即倒。与其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一种学说，还不如说是一种无神论者的“现世宗教”更恰如其分，不信肯定不灵，信了反而走上自我毁灭之路。科学的圣殿里没有歪理邪说的立足之地，无论幽灵幻化成什么样的外形在世界游荡蛊惑人心，即使将白日梦说得天花乱坠，地涌金莲，被科学这面照妖镜一照即刻现出原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