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人数极少之满族统治人数极众之汉族,离不开汉族官僚的参与。顺治亲政后为改革弊政,大力提高汉官的职权和地位。但随着满汉矛盾的激化,中枢的汉官势力遭到致命打击,吏治改革戛然而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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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鲍 青
自1644年满清定鼎中原开始,如何处理满汉矛盾便一直是困扰统治者的重大问题。“首崇满洲”是统治者内心根深蒂固的认识,但以人数极少之满族统治人数极众之汉族,却又离不开汉族官僚的参与。所以统治者在“首崇满洲”同时,又不断强调“满汉一体”,试图弥合两族矛盾。
“首崇满洲”是满清入关前的国策。为解决进关满人的“生计”,从顺治元年(公元1644年)到七年(公元1650年),清政府三次大规模圈占百姓良田,同时以帮贫苦汉人为名逼民为奴。这种民族压迫式的歧视,使得满汉矛盾日趋突出。而在清廷内部,满官赐爵升职者众,汉官地位低下得不到信任,降将降而复叛成为家常便饭。
汹涌的满汉矛盾迫使顺治帝试图弥合裂痕。他亲政后便对权力结构大幅调整,大量启用入关降官,旨在提高汉官地位,扩大汉官职权。
然而皇帝重用汉臣的本意,只是借汉官来削弱满清权贵,使自己可以大权独揽,而绝非是将政事全部交付汉人。为了自己和皇族利益他会暂时与汉官联盟,但当满汉矛盾尖锐起来时,他只能站在满人一方。
遭受灭国之痛的汉族官僚,虽入仕清朝,但民族伤疤却并未消失。顺治初年的朝局,汉官主要由故明旧吏构成。这批人对汉文化有精深造诣,也具备一定的政务能力。他们不屑与满臣为伍,却又受制于满人。这种痛楚由来已久,连周旋满臣数十年的洪承畴也说“户部大人只知提刀上马,上传内细微处未必得知”。而汉官陈名夏对满人的轻蔑更是尽人皆知。
所以当汉官感受到皇帝开始重用汉官时,便自然对吏治提出异议。顺治十年(公元1653年)正月,御史吴达就上奏疏指斥满族官僚机构臃肿无用,应该精简。二月初,李呈祥上《辩明满汉一体疏》,要求“裁去满官,专任汉人”,引起满官恐慌。当时的吏部侍郎陈名夏等人,也多少表现出对不习政事满官的鄙夷。
但汉官似乎低估了皇帝的民族立场。顺治虽倚重汉官,却发现汉官思想深处对当前政权有所抵触。所以吴达被贬官,李呈祥更流放东北,受尽苦难。顺治十年的正月,顺治在视察马匹甲胄时,还对大学士范文程强调:“兵器固然不能不常备,但也不能光倚仗军威。军威即使强盛,没有德政的辅助,也不能顺应天下的民意。”此时顺治内心渴慕“汉化”的心理还比较浓厚。但经过满汉激烈交锋后的三月初二,顺治赐宴群臣,就特地持弓向大臣说:“我朝平定天下,皆是依靠弓矢之力。今朕虽无暇顾及,但内心却时刻铭记。”前后对照,顺治心理情感的变化非常明显。
当年五月爆发的“任珍案”,标志着顺治民族立场的彻底转变。任珍原为明副将,后降清因战功授总兵职,并加太子太保衔,封三等子爵。顺治十年,“任珍任兴安总兵官时,妻妾与人通奸,他私自将其杀死,后惧怕获罪而遣家人到京师行贿兵刑二部。事情泄漏后,刑部拟定革除任珍的世袭爵位”。
后来任珍家婢揭发任珍自被贬谪后,“家居怨望,出言不轨”,对当时满族权贵时常发泄不满。刑部接举报后,经过审讯以“任珍应论死”结果上报顺治。顺治以其为汉官降将,曾立大功,但“所犯情罪亦重大可耻”,因而处理比较慎重。所以下令“九卿科道并新入旗阿达哈哈番以上官员再行定拟”。
此举的结果便是满汉官员的直接交锋。满汉官吏在“任珍应论死”的问题上没有多少争执,但就具体判决理由却不相同。刑部及九卿科道的满人认为应按刑部先前意见,以贬谪后“出言不轨”“指奸谋陷”等罪论死。而以陈名夏、陈之遴等为首的汉官,则建议以此前“私行杀人”来论罪。
汉官对任珍怨望满官的无视,顺治帝非常不满,特意严旨训斥。尽管陈名夏等汉官小心地为自己辩护,但最终都被以“以巧生事,又欲以巧止事”“溺党类而踵敝习”等罪名来治罪,涉案的二十七名汉臣俱被论死、流徙和革职。顺治帝希望树立自己宽宏大量形象,拟以降职罚俸来结案。
但到了顺治十一年(公元1654年),誓不罢休的满族权贵仍旧对汉官穷追猛打。宁完我揭发陈名夏先前曾倡言“留发复衣冠,天下即太平”,欲“变清为明,谋弱我国”。
在满清贵族的压力下,名臣陈名夏被论斩,顺治从轻改为绞刑,中枢汉官势力遭受沉重打击。陈名夏死后,顺治及清初汉官改制之梦便破灭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