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革命是一次奇怪的革命。“在其他的革命中，人们拔剑出鞘是为了捍卫受到侵犯的自由，反抗那正在威胁着社会核心的压迫。”但很难说美国革命是由于这个爆发的。
北美的保皇主义者彼得·奥利弗（Peter Oliver）批评说：“这是地球上从未有过的最胡闹和不自然的叛乱。”而美国建国之父之一埃德蒙·伦道夫也承认：“（美国革命）没有直接的压迫因由，不是基于仓促的感情之上……（实际上）是理性的结果。”另一位建国之父约翰·迪金森说：“（殖民地人民心中考虑的）不是某一措施实际上带来了什么弊端，是从事情的性质看可能带来什么弊端。”马萨诸塞州律师兼政治家丹尼尔·莱昂纳多写道：“当得知现时的烦恼出自议会为一磅茶减免了一先令税，而征收三便士税（一先令在当时等于十二便士），我们的后代不会感到迷惑吗？”
当独立战争于1775年打响的时候，也真是一场奇怪的战争。无论是英国人还是殖民者都对战争不大起劲。英国处在既想教训一下北美人，又不想把他们搞垮这种矛盾心情中，他们从来没有投入足够的兵力（连占领全部战略性港口都做不到）。北美殖民者一方的军事行动规模也表明他们没有完全致力独立事业。殖民地人口在1775年达到300万，从理论上讲，殖民地军队可从约30万青壮年男子中选取志愿者。但事实上，大陆军从未超过2.5万人。绝大多数的殖民地男人，他们要么只是暂时性参战，要么根本不参与这场爱国运动。许多殖民者并不支持独立事业，战争结束的时候，有五万多效忠派跟随英军撤离，之后大概还有同等数量的人遭到流放。
英军向美国投降
那我们该怎么理解这场奇怪的革命和奇怪的战争？
一件错事的发生，总可以有两个理由来充分说明：人的愚蠢或时势的必然。在前文中，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两者的结合是怎样一条一条地斩断不列颠人与美洲殖民者之间长久建立起来的纽带的。在这里，作为作者，我只想就其中的几点再做重点强调。
首先，与其说美洲革命是一场反抗暴政的起义，不如说这是一次“跳船”行动。美国史家贝林慧眼如炬，指出，从根源上来看，使北美人离心离德的原因，在于他们对英国统治的不放心。再具体一点，就是英国国内政治的弊陋和腐败导致它统治合法性的丧失。
对腐化的指责，对失去自由的忧虑，一再回响在富兰克林和亚当斯等人的笔下，“德性”这个词被反复提到。将英国同罗马帝国的衰落进行类比几乎在每一个评论家的著作中都能找到。在美洲观察家的眼中，英国宪政既有的平衡正在被财富和贪婪所腐蚀，肆无忌惮的政治腐败和民众的普遍堕落使他们惊骇不已。他们断言：“腐败洪流像一股来势凶猛的洪水，淹没了一切，并成为不列颠永久的国家耻辱。”“如果自负、专断、自私以及贪污腐败的思想什么时候都在不列颠朝臣中盛行……如果统治政策就是靠贿赂与腐败，那么国家的贸易与制造业就会被人们所藐视并会遭到肆意践踏……那么人民在各个方面都将遭到压迫铁掌的残酷压榨。”“奢侈、毫无阳刚之气以及贪赃枉法已经达到如此令人震惊的程度……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能期望其中能产生自由吗？”腐败，在他们看来，既是极端权力的伴随物，也将导向宪法的崩溃和民众的普遍奴役状态。
罗马帝国的腐败
直到1775年，殖民地人士都确定自己处于一场由政治和社会腐败引发的宪法危机之中，这种危机心态极大地影响了他们对英国诸项殖民地政策的判断。
在那些殖民地的睿智之士看来，阴霾渐浓，不列颠的自由之光业已渐渐熄灭，为了挽救自己，尽管水还没有浸到脚面，也必须从不列颠这艘正在沉没的大船上跳出来。诸殖民地将“由于腐败和随之而来的暴政所驱使，成为不远的未来人类自由的避难所”。
这样，美国革命就是18世纪不列颠国内政治的副产品，当时似乎出现了某种治理的失控与政治社会的崩坏。而要追究这种失控与崩坏，又要回溯光荣革命之政治遗产——光荣革命建立了一个古典共和政府，这个政府由阶级分权构成基础，而这种基于社会地位而非基于政治角色的分权并不足够稳固。如果说权力分立自然会引发权力之间的争执，那么当权力分立同阶级界线相一致的时候，这种争执就更加具有破坏性，更不妥协，更具有道德意味，而这一切，都对当时的政府权威构成了严重打击，从而使政府很难调解美洲的分离主义。
其次，这种没有明显物质理由的革命，才能更好地说明英美冲突的宪法性质。
大英帝国的国体与政体自相矛盾。在帝国的统治阶级看来，帝国是一个等级-附庸体系，不列颠是中心，而各殖民地构成边缘地带，一如在不列颠岛内，英格兰是中心，苏格兰、威尔士是边缘一样（即使在英格兰内部，又以东南部英格兰为核心，其他地方为边缘）。中心-边缘的政治比重不一，强干弱枝。但是英国此时的政治已经模糊承认大众的政治参与与同意是统治合法性的来源之一，代议制政府成为合法统治的标配，则国家施政将不得不考虑各地的特权与民意，不能徒以国家或集体需要压制之。在这种国体-政体中，不列颠的首脑地位是历史承袭而来，但自治领的地方议会拥有政治代表的合法性，双方非要争个高下，实在是两败俱伤的事情。
有一点我们至少可以说：帝国的正式制度和政治惯例，是不适应这个帝国的。它倾向于放大争论，而不是消弭之。简言之，大英帝国的治理结构，来自历史，是一种英美双方妥协的产物。但正是因为这种结构是隐性的，所以面对风浪和冲击，就显得很脆弱。就像上文所指出的那样，一旦遇到地缘政治局势的变化和思想、政治、经济危机的冲击，在上者不能克制，在下者则惴惴不安。由于结构的不合法，虽然不存在实际的压迫，但是总使人感到不安，害怕此次的让步成为将来被对方进一步剥削的先例，双方的关系就有打破的倾向。换句话说，统治结构的不合法（尽管未必是不合理）有一种放大镜效应，放大了一般的争端。英美争端起因虽小，但英美双方对此争端背后的宪法意义了解得非常清楚。我们可以看到，在长达十多年的时间里面，双方一直在寻找一条帝国框架下满足彼此需要的合法出路。他们没有找到。体制确实影响人。英王、内阁与议会实际上虽没有压迫北美的计划与野心，但是形格势禁，却不能让人放心。即使贤王在位，内阁和议会都没有什么真正的恶意，但北美的反抗，也不是纯然的误会，不可以用“历史的偶然”一词来概括。
最后，不列颠人的应对实在不当。尽管从国王到大臣未必存心为恶，但是他们的反应却不好，一是回避真正的政治问题，把美洲问题简单归结为一小撮人野心作祟，把政治冲突庸俗化；二是在冲突显性化之后，却又实施“边缘政策”，又把政治斗争“零和”化。那个时候的不列颠，从上到下的大多数人都没有意识到大英帝国正在步入一个新的时代，需要新的认识，需要新的制度框架，需要更开放的心胸和头脑。而他们的心胸与头脑，被民族国家的框架所限制住，被自身的历史所限制住。
如果要说得更深一层，那么我们似乎可以得出一个结论：英式保守主义也颇误事。
20世纪初，英国的保守党政治家休·塞西尔总结道，保守是英人的天性，“它部分产生于对未知事物的怀疑以及相应地对经验而不是理论论证的信赖……为什么要抛弃安全的已知事物而去追求可能有危险的未知事物呢”？自托克维尔、哈耶克、亨廷顿以降，东西方许多思想家、历史学家、政治学家都盛赞英国人的这种稳健性格，认为英国人凭借其保守精神脚踏实地渐进改革，没有“理性的自负”，不做凭空的政治构建，不搞“乌托邦工程”，而以既有的权利、法治体制为依托进行逐步改良，一事一议，不轻行根本革新。治大国如烹小鲜，从而避免了法国那种“凌空蹈虚”的大革命，是善治的良例。
休·塞西尔
英国人的这种态度、做法，后人归结为若干信条，比如，要尊重社会连续性，尊重历史经验（传统是千万人既往实践智慧的产物）；解决问题的途径是多靠经验和模仿，少靠创新；对理论应持怀疑态度（理论往往是“空洞的、抽象的、脱离实际的冥想”）；人易出错，为政应审慎；不追求完美。这些信条当然都有道理，但是，当过度使用这些信条时，则很容易成为一种反改革的思路与修辞。这些修辞较易以以下三个命题表现出来：悖谬命题——任何旨在改善政治、社会或经济秩序的行动都将恶化其希望救治的状况，甚或走向反面；无效命题——如果没有触动社会深层结构（往往不是政制）的话，任何所谓的变革甚至革命都将是表面的，终将归于失败；危险命题——人们提议的变革尽管其本身可能是可欲的，但会损害上一次变革所带来的成果，具有重大危险。以美国独立这个例子来看，英式保守主义者的应对就不能说没有问题，这揭示出英式保守主义的一个重大缺陷——当没有传统存在的时候，执政者就显得既没有政治想象力，也缺乏解决问题的决心。或者用朱学勤教授的评论来说，“他们（不列颠人）客观上创造了现代制度（光荣革命后），但主观上却停留在古代社会，自以为还在古代制度的改良状态中得过且过，故而才有经验主义与保守主义的长短叠加，无事不滋事，一旦有事却应对失据”（朱学勤教授语，摘自笔者与朱学勤教授的来往邮件）。
固然，美国独立运动始自英国政客背离旧帝国的模糊治理传统妄自行事，但即使没有发生这种事，英美之间还是存在某种结构性的紧张，只待时机。而当时处于列强争霸之世，很难说不列颠能够忍受多大程度的诱惑不去动员美洲资源。况且，当事态一爆发，欲重回旧章而不可能（像柏克所呼吁的那样），这场危机就不是单纯的因循守旧就能解决的。
我们可以观察到，在1763年以后，随着英美冲突危机的加深，解决问题的良方是承认并构建一个正式的多元化的帝国政制架构，这在不列颠的国家传统中并无所本，原来运行良好的保守主义无可依托，于是哑火。期期艾艾、拖延改革的后果就是帝国的瓦解。
朱学勤先生在《道德理想国的覆灭》一书的末尾总结法国大革命的教训，其中提到先验与经验的关系，他虽然在书中极力批评法国革命的理想性格，但同时也提出“人类切不断历史，也离不开逻辑。对前者的尊重，构成经验主义的历史态度，对后者的探索，构成先验主义的理想追求。前者是长度，累计人类历史之渊源，后者是宽幅，测量人类自由意志之极限”。理想的状态是，“前者做轮，后者为翼” 。从这个角度来讲，法国人有翼无轮，而英国人是有轮无翼，只靠一条拐杖走路。
大英第一帝国因此消亡。
以上种种因素，共同锻造了一个机会，一个传奇。大多数民族从未有过自创政制的机会，而现在，这个机会向北美人开放了。托马斯·潘恩在写《常识》的时候，写下如许语句：“天日所照，不曾有比这更有价值的理想。这不是一城、一乡、一省或一国之事，而是一个大陆之事——至少占可居地表八分之一之事。此事所关，不是一时、一年、一纪，而是为千秋子孙而争，后代多多少少都将受眼前此事影响，直到永远。”
但帝国的消亡并不是问题的结束，无论是在不列颠，还是在美利坚，都继续面对着如何和异己相处共存的问题。
建国十三州
在北美一方，十三个各有历史、政治形态、文化和独立主权的前殖民地该有一个什么样的政治关系？这个答案，还要再等四年，才能大致尘埃落定。如果说帝国的消亡是“特殊”对“统一”的胜利，是边缘对中央的胜利，是地方社群对议会主权的胜利，是权利话语对历史习惯的胜利，那么现在各个邦国面临着新的问题：如何再造中央？如何再次创造一个政治共同体？固然，在战时大陆会议行使着中央政府的权力（宣战、媾和、发行纸币、组建军队、办外交），但这可以说是战时的必需和例外，来自各邦的自愿配合。在和平时期，这种权力是不可能继续维持下去的。
在当时，可能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比起美国人来说更自觉矛盾，因为在战前，每一种反对中央集权的论据他们都用过，每一种对地方自由和自主的强调，他们都熟悉且同情。也许正因为是基于这种对矛盾的自觉（以及它们之中没有一个霸主的有利条件下），他们有了崭新的创造：他们拟定了世界上第一个刚性成文宪法，建立了一个独立的最高法院来解释宪法，尽管有人会说最高法院的司法审查权是事后才在马伯里诉麦迪逊一案中得到提出、实现，但是在《联邦党人文集》第七十八篇即明确指出，“法院必须有宣布违反宪法明文规定的立法为无效之权”，这说明建国者们是有此打算的。建立了一个强有力的总统制，其着眼点之一都在于使此政治共同体摆脱对一部分人的依附。查尔斯·比尔德在《美国宪法的经济观》中认为这是阶级考虑，但从效果上来看，的的确确是对中央—边缘关系的卓越解答。由于这套体制的弹性，使得美利坚合众国可以不受地理限制，对外社会生殖，然后接纳一个又一个新州。
至于不列颠，1783年9月，《巴黎和约》签订，不列颠丧失了它的第一个帝国。1783年，奥地利皇帝约瑟夫二世宣布“英国已降为二流强国”，而英王乔治三世心灰意冷，有逊位之念。经此一役，它们又有些什么经验和教训呢？
帝国虽然解体，但是帝国的问题依旧存在。不列颠版图内还有爱尔兰、魁北克、西印度、东印度诸属地，由于美国革命的昭示，日益显现出不列颠与这些地方之间关系的“非法”状态。须知，“无代表不立法”口号的第一个提出者，可并不是北美诸殖民地，而是1649年的英属巴巴多斯（Barbados）殖民地。在美洲危机期间，英属牙买加殖民地通常和北美殖民地采取一样的立场，而爱尔兰的许多人私下里对北美赞不绝口。这些大英帝国的属地都在纷纷要求帝国宪法必须体现帝国的多元性。
鼎盛时期的大英帝国
制定一个帝国宪法的政治困难一如既往地存在，但这个时候，不列颠恐怕已经认识到了对此置之不理的危险。不列颠的对策似乎可以归为三条：一、不再倡导移民垦殖，害怕重蹈北美覆辙。美国革命之后的重要政治人物谢尔本勋爵谈到殖民地时如此说道：“在经历了北美所发生的事情后，再来考虑殖民地似乎有些发疯。”我们可以观察到，从此之后，英国在全球的社会再生殖活动趋于停止。澳大利亚虽是例外，但这是英国人将澳大利亚视为流放地而不是殖民地的缘故。以后英国人在全球再获取什么地域要冲，再派遣过去的人则往往是少数行政官僚、军人和商人，与本地人相隔离，绝无在某地重建英国社会的念头了。
二、帝国中心在既有边缘事务上的主动全面退缩。在经济上，放弃重商主义，不再限制殖民地的产业发展。1782年谢尔本勋爵提出“我们的贸易优先于统治”，可以为这个政策做一个注脚；在政治上，不再强行要求政治成熟的殖民地（标志是有自己的议会）接受不列颠的立法。比如在加拿大的问题上，小威廉·皮特（1793—1801，1804—1806年任英国首相）指出：“应该避免出现类似以前发生的那样的误解，没有税收即意味着议会不再强行征收有关加拿大的税收……在这种情况下，税款的征收处置应该由他们自己的立法机关决定。”再比如，1783年，英国议会接受并通过了《撤销法案》，规定：“爱尔兰人所要求的权利，仅受英王陛下和爱尔兰王国议会所制定的法律的限制。”
三、在特殊情况下，以合并的方式解决政治联系问题。这体现在英格兰、苏格兰与爱尔兰的合并上。1800年6月，英爱签订《合并法案》，1801年1月1日，法案生效。爱尔兰向不列颠议会派出100名下议院议员和32名上议院议员。
总的来说，这还是一套保守主义方略，只在帝国政策上做文章。纵观之后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尽管大英帝国表面上在整个地球上继续高歌猛进，但就其实质来讲，却无复此前若干世纪的自由气魄。在帝国的领土上，英国人更多的是作为不列颠的分遣队而存在，高居于本土社会之上。这样，帝国的枯荣，完全取决于不列颠的兴盛衰亡，帝国本身，是没有力量自我完善与充实的○
（选自郑非《帝国的分裂：美国独立战争的起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