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作品被改编成电影的事例越来越多
电影艺术的诞生，以其独特的艺术表现，与文学艺术结下了不解之缘，当以文学作品为蓝本，一些虚构而又鲜活的故事，呈现在屏幕上的时候，文学艺术开始不断地为电影艺术提供灵感。
由此，文学艺术打开了电影艺术的另一扇大门，各种不同题材经典小说的作品被改编后，成为了电影史上的经典之作。
尤其到了20世纪80年代，无论是欧美电影圈还是华语电影界，文学作品被改编成电影的案例屡见不鲜，也由此引起人们的更多关注。
文学语言与电影语言，作为两种不同的艺术表现形式，它们可以相互转换，但是在转变的过程中，因它们各自依托形式的不同，而产生差异性。
文学语言的特点，决定了文学塑造的形象是间接的，而电影语言具有时空造型特征。两者在不同的媒介形式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用不同的表现形式来呈现同样的主题内涵。
随着电影百年来的发展，它已然成为重要的，并且是最贴近百姓的艺术形式。将文学作品的文本形式，改编成视觉文本的形式，不仅转换了媒介的传达方式，也将语言符号转换成由镜头来呈现的画面，也是思维方式、物化手段和传达媒介等各方面的艺术再创造。
当越来越多的文学作品经过改编被搬上银幕时，一部分从事纯文学创作的作家们开始涉足影视界，进行影视剧本的创作，影视改编也受到文学界与影视界的广泛关注。
文学作品改编受欢迎的原因
人们进行影视改编的理由大致有以下三点：
第一，经典文学作品本身的话题热度与吸引力能够转换为宣传成本，这样可以省去一些宣传费用，从而带来一定的经济利益；第二，导演对小说题材的青睐以及善于表现的类型题材；第三，读者通过文本的阅读后，期待着将文本转换成影像而产生的视觉体验。人们习惯于将电影称为是“导演的艺术”，导演在电影制作过程中的分工，决定了观众在对电影的作者和作品的研究中，常常会把目光集到导演身上来，而较少看到对电影剧作家，及其作品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
台湾新电影时期的重要导演侯孝贤，谈到他的影片时人们常忽略一个十分重要的事实，那就是他的那些脍炙人口的影片，大都出自于剧作家朱天文的手笔。
侯孝贤曾表示，电影对文学就是掠夺，从反映台湾的本土经验来看，小说早于电影十年左右，因此，电影创作者希望能够借助小说家们的题材，借助他们的文学创造力，打开不同的视野。
文学剧本为电影提供了框架，使得拍摄更加简单
文学剧本为电影提供了母体一般的结构与框架，主导情节发展，而电影艺术则是将文本文字具象化、视觉化、真实化，由此可见，文学作品对于电影的重要性。
同样是对台湾社会形态的呈现，朱天文的作品中写实主义精神、东方抒情传统和边缘型人物的刻画，表现出的“朱氏”风格艺术，相当于台湾社会的一面镜子。
电影剧本为影像的呈现奠定文本基础、描绘视觉蓝图。朱天文剧本中的个人成长、都市关注、历史回顾的主题表达以及舒缓、从容的叙事节奏，在侯孝贤的影像中通过长镜头呈现出来。
文本与影像的互动，在朱天文的电影剧本中，主要以影像对文本的视觉化呈现，和文本到影像听觉语言的转换来论述。
影像通过不同的镜头转换、构图方式、色彩色调的使用，表现出文本中的自然冷静、缓慢急促的画面造型特点，通过人物服装、动作语言的等表现人物叛逆、温婉、迷茫等的性格特征。
文本细腻化的描写，也让影片的镜头舒缓展开，描写的渔村、矿村等一系列台湾独特的地域风貌，也随着导演的长镜头，让海风、隧道、车站与大山交替出现在观众的视野中。
总结
文本到影像听觉语言的转换主要有三方面：
一、运用旁白交代故事人物关系、发生背景，表达人物的内心情感等；
二、选取契合文本成长、伤感、内敛、欢快或孤独主题意蕴的音乐；
三、方言的使用在表现人物性格的同时，也拉近与同一方言区的受众的距离。
通过文本与影像的比较论述得出，作品改编主要具有三大艺术特征，分别是从实际生活出发，表现普通人物普通生活以及精神美的现实主义精神。
远离人群，性格叛逆或自我怀疑、处在社会底层的普通的边缘型人物的刻画，叙说故事云淡风轻，在大化的自然中，人与自然的合一，表现人在时间长河里轻柔的叹息的东方抒情传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