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是洋务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与曾国藩、张之洞、左宗棠并称为“中兴四大名臣”，慈禧太后视为“辅佐中兴，削平大难”及“匡济艰难，辑和中外”之人。同时西方有视之为“当世三杰”者。但因其代表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加之个人贪腐、决策失误等问题，也受到诸多批评。即便如此，可以说在晚清大臣中，李鸿章算是为数不多的有远见的能臣。
1874年，李鸿章的奏折震惊中国，尤其是奏折中出现的“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更是成为经典之句。在上书时，李鸿章对老佛爷讲到：
“过去我们大清是举世无双的，外国人来到中国想要拜见皇帝，简直比见他们的上帝还要困难。可惜再看如今的北京城，随便扔出一块石头，砸到的洋人都能凑桌麻将了。这些洋鬼子，打着传教和通商的幌子来到中国，其足迹遍布大江南北，这可不是什么好事。如果哪天有些国家想闹事，其他国家也跟着作乱，到时候想吃后悔药都来不及。”
那么，怎么杜绝隐患呢？
唯有重视海防，才能防微杜渐。
由此可见，虽说在挂科以后才想着复习，有点为时已晚的意思，但好歹命运还给了大清补考的机会。李鸿章也算个人才，起码有着“众人皆醉我独醒”的魄力。
李鸿章在发表了这番看法后，连梁启超都不由得赞叹，这老家伙的确有两把刷子，只要有他在，大清仍有希望。历史向我们证明，梁启超的这话说得在理，可他的话有点满。李鸿章虽然有拯救国家的魄力，但大清已经烂到根上，根本没有挽救的余地。
在借助外国人的洋枪队打击太平天国运动的过程中，李鸿章见识到了西洋火器的威力，也看到了世界的剧变。由此，李鸿章有了如下感慨：
“欧洲诸国，百十年来，由印度而南洋，由南洋而中国，闯入边界腹地，凡前史所未载，亘古所未通，无不款关而求互市……此三千余年的大变局也。”
对于李鸿章来说，外国人之所以能够在中国横行霸道，完全是因为中国人所使用的武器远不及外国人先进，所以才会在军事上受制于人。想要解决这一现状，唯变通一途，别无他法。
那么，究竟该如何变通呢？
洋务运动由此诞生，在这场运动中，靠着兴办洋务，坚持中西结合的方式，达到富国强兵的目标。可以说，洋务运动对近现代中国发展意义深远，为中国揭开了崭新的一页。
不过，从根本上来说，洋务运动是围绕着维护封建集权统治而进行的，根本没有触及到变通的核心。此外，在洋务运动开展期间，各大买办为了获取更多的利益，挟洋自重，直接加剧了晚清的腐败现象。
清廷素来坚持以华夏变夷，不肯以夷变夏，对日本等国家的蜕变毫不关心。1876年，在与日本公使会晤期间，李鸿章所发表的一番“高论”非常耐人寻味，从中可以读出清朝人对外界的偏见。
李鸿章称：“阁下赞赏模仿欧风，废弃旧来服制，犹如将自国的独立委身于欧洲的制度，岂不是遭人唾弃，羞耻之事？”
一个倡导洋务运动的中兴大臣，尚有这样的错误认识，何况那些固守自封的贵族和愚昧的老百姓呢？这也难怪，若非当时清人的思想普遍存在漏洞，也不会在全世界迈入蒸汽时代后，中国首创出马拉火车这种“新鲜玩意”。
直到甲午战争结束，满清完败给日本，双方代表来到马关进行和谈时，李鸿章与伊藤博文的一番谈话，再次揭示了两国当局对改革的认知。
伊藤博文说：“几年前与李大人在天津会面时，我曾说以贵国目前的状态，非常有改进的必要，希望阁下能铭记于心。然而，在这场会面之后贵国依旧是老样子，不求改进，以至于落得今天的下场，本人对此深感遗憾。”
值此之际，李鸿章才清楚地意识到，日本之所以能取得如此巨大的进步，完全是改革的功劳。不过，以往的岁月皆虚度，如今再做什么业已于事无补，只能“相信敝国有识之士，鉴于今日之惨败，他日必有所觉醒”。
晚年的李鸿章遭到罢免，在贤良寺中僦居。对国将不国的满清和自己人生的境遇，李鸿章感慨万千。暮年的李鸿章觉得自己生平所做的事，都是些“纸糊的老虎”。饶是如此，李鸿章仍将一切都归咎于言官误国，而不是早该被历史淘汰的封建制度。
对于清国的制度，李鸿章仅评价了一句“实亦无可如何之事也”。
诚然，此时的李鸿章早已对垂暮的国家和自己失去信心，就算他意识到一切的根源都在于迂腐的封建制度，他也不敢将这个答案说出口。
参考资料：
【《李鸿章传》、《清史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