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其一生的专业学识与基本成就而言，林徽因并非仅如众人熟知的诗情滚滚和剧谈滔滔的“客厅”太太，她不是专写风花雪月诗篇的多愁善感女子，不是小鸟依人的柔弱附庸，而是一位从福州走出的伟大女性。她集美貌、才情、功业于一身，是融美术家、教授、文学家于一体的女学者。准确地说，她是中国第一位女建筑师，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执着守护者和严谨研究家。
“必有唐构”的苦旅
林徽因16岁随父出洋考察，历经欧洲诸国，20岁入读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本拟与同道恋人梁思成共读建筑学，因形格势禁而入读美术学院，却坚持选修建筑学全部课程，毕业后竟成建筑系“建筑设计课兼任讲师”。
林徽因对建筑学的爱好和审美观点，惊动了美国传媒界。1926年1月17日，美国《蒙他那报》刊登一篇采访林徽因的报道，题目叫《中国女孩献身于拯救她的国家艺术——在美国上大学的林徽因与破坏东方之美的虚假建筑作斗争》，清楚地揭示她对荷兰和英国工匠损害中国城市建筑的态度。她认为，西方国家在中国修建的建筑，搞的是西式装饰，是对东方建筑的亵渎，是对中国本土和特有艺术的粗暴剥夺。她主张学习所有艺术的基本原理，用以设计建造属于我们自己的东西。由此可见她对祖国建筑艺术深挚的热爱，对中西文化交融深刻的理解。
这时在学的林徽因，还不到22岁，真是有志不在年高，有识不独老成。林徽因24岁宾大毕业，与梁思成婚后的蜜月之旅是在欧洲考察西方建筑，以此为起点，开启他们回国后考察国内古建筑的旅程。
1932年至1937年7月，梁林二人常结伴同行，连续对中国古建筑进行开创性的调查研究，为创立中国建筑学作准备。夫妇俩先后到沈阳、北平、河北、山西、浙江、江苏、山东、河南、陕西9省（市）近40个县考察，这是在兵荒马乱、举步维艰中独立进行的文化苦旅。那时在乡野间调查条件十分艰苦，如林徽因所说：“餐风宿雨，两周间艰苦简陋的生活，与寻常都市相较，至少有两世纪的分别。”
梁思成叙述的经历是：“我们骑驴入山，在陡峻的路上，迂回着走，沿倚着崖边，崎岖危险。”“我们到达豆村附近的佛光真容禅寺，瞻仰大殿，咨嗟惊喜。我们一向所抱着的国内殿宇必有唐构的信念，一旦到此得到了一个实证了。”这是长途苦旅后的惊喜收获，由此击破了日本人的妄言——中国国内已无唐构殿宇建筑，要研究须到日本。他们梦寐求证的“必有唐构”信念，由此得到确认，其乐可知，其探真求实精神更令人感动。
旧中国考古工作者的艰苦经历贯穿调查全过程，请看梁思成的自述：佛光寺正殿“斜坡殿顶的下面，有如空阁，黑暗无光，只靠经由檐下空隙，攀爬进去。上面积存的尘有几寸厚，踩上去像棉花一样。我们用手电探视，看见檩头已被蝙蝠盘踞，千百成群地聚挤在上面，无法驱除……照相的时候，蝙蝠见光惊飞，秽气难耐。而木材中又有千千万万的臭虫（大概是吃蝙蝠血的），工作至苦。我们早晚攀登工作，或爬入顶内，与蝙蝠臭虫为伍；或爬到梁中构架上，俯仰细量，探索唯恐不周到，因为那时我们生怕机缘难得，重游不是容易的”。
从梁思成这身临其境的描述，人们可以看到这对探索者夫妇，是如何以惊人毅力与执着精神进行古建筑调查的。正是在“左右萧条，寂寞自如”的境遇中，科学家的事业心和责任感达到了崇高的境界。他们的“遗憾”唯恐做得还不够；他们的慰藉只在于学术发现。老子说：“天下大事必作于细。”这样的工细劳作，成就了他们心血的结晶《中国建筑史》。这是中国建筑学的开山之作，建筑史研究的奠基之礼。
“心是莲花”的内美
林徽因博学多才，兴趣广泛，所涉猎的领域均有建树。她在诗歌文学方面的成就，早为人知，正因如此，掩盖了她作为建筑师、美术家的声名。
由于她博学多识，潜心钻研，在建筑学领域学贯中西、会通古今，所以与梁思成珠联璧合，肇建了中国建筑学，创立了中国建筑史。不宁唯此，林徽因还以她美术家的眼光和对传统文化艺术的深厚素养，亲自设计或精心指导了许多辉煌的创作。尤其难能可贵的是，这些都是在她重病在身甚至卧床不起的情况下实现的。
战争中的颠沛流离，使她失去了健康；考察中的跋涉磨难，让她收获了喜悦。她只知工作，没有后悔，更没有怨艾。新中国的成立，激发她巨大的工作热情和创作灵感。她带领团队，具体组织设计新中国国徽和人民英雄纪念碑底座图案；负责设计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的主体建筑格局；领导工艺美术小组抢救北京特艺景泰蓝；带领美术小组为“亚太地区和平会议”设计第一份国礼。她还作为北京市城市建设计划委员会的委员参与了北京城的建设计划。
她为祖国的新生而咏赞，在《深笑》诗篇中深情表白：“是谁笑成这千层塔高耸，让不知名鸟雀来盘旋？是谁笑这万千个风铃的转动，从每一层琉璃的檐边摇上青天？”她对中国古建筑的赞美，发自对祖国传统文化的强烈热爱和自豪。
实际上，林徽因的内美更在于她的学识素养。建筑界的后辈，都说她秀外慧中，锦心绣口，才华横溢，思想奔放；事事独具慧眼，性格争胜好强。她的学生说，从她那儿所受教益，不仅是建筑业务上的，也兼收品格和作风方面的。她的人格理想与事业追求，正如《莲灯》诗所自况的：“如果我的心是一朵莲花”“我也要它骄傲的捧出辉煌”。她做到了，可惜是心如莲花而命如流星，划过夜空，转瞬即逝。天妒英才，使她未尽天年，否则辉煌何止这般。
林徽因出众的丽质过于炫目，以致掩蔽了她富赡的才学；也由于她耀眼的诗篇过于出众，以致淹没了她深湛的学术成就。如她儿子所说，她的文学创作主要是青年时代的业余爱好，她的真正志趣与成就则在建筑学、工艺美术与教学育才上。她才气过人，有诗人气质、美学修养，酷爱戏剧，擅长舞台设计。
梁从诫深情地回忆，自己的母亲是多才多艺的学者，除了精于古建筑学和文学外，还做过装帧设计、服装设计，还单独或与梁思成合作设计过北京大学地质馆和女生宿舍，设计过话剧布景，也为王府井某公司设计过民族形式的店面。作为古建筑学家，她不仅有精湛的科学创造，而且把科学家的缜密、史学家的哲思、文艺家的激情融于一体，倾注到研究与创作之中。
她深通中外文化，坚执守望传统，一句“洋鬼子们的浅薄千万学不得”，道出她深沉的文化自信。林徽因酷爱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出于她对民族文化的深刻理解和发自内心的挚爱。她反复强调，新中国的建立必须建筑在民族优良传统的基础上，“无论在各地有多少不同的变化，中国建筑几千年来都保持着一致的、一贯的、明确的民族特性，始终没有失掉它原始面目，形成一个极特殊、极长寿、极体面的建筑系统”，“古代匠师们虽有适当吸收外来的影响。但从来没有因此而丧失了自己的民族特性”。
她认为，中国建筑“成功地赋予纯粹木构建筑以宏大的气魄，是世界各建筑体系中所没有的现象”。这就是她在建筑学理论和建筑实践中始终坚持民族传统、民族特性的缘由。
超越时代的箴言
正是出自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自豪感，林徽因从保护传统建筑艺术出发，强烈地反对和批判数典忘祖者对古建筑的无视乃至破坏；批评一味地崇洋媚外，而照搬无意义的建筑模式。她深刻地指出，“自从帝国主义以武力侵略我国，文化上和平而自然的交流被蛮横的武力所代替以来”，“一些‘通商口岸’被侵略者用他们带来的建筑形式生硬地移植到原来的环境中，对于我国的城市环境风格加以傲慢的鄙视和粗暴的破坏”。
她也批评那些所谓“新型建筑师”，“竟全部放弃中国建筑的传统，由思想到技术完完全全地模仿欧美的建筑体系、不折不扣地接受了欧美建筑传统，把它硬搬到祖国来”。一再强调：“建筑本来是有民族特性的，它是民族文化中最重要表现之一；新中国的建筑必须建立在民族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并坚定地认为“中国建筑为东方独立系统”。
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她就提出这样的原则主张，是极具远见卓识的。她对中国建筑的总结评价是崇高的，也是中肯的。她热情赞美中国木构古建筑，“中国用木的方法竟达到极高的圆满”“是世界各建筑体系中所没有的现象”。这是她经过长期调查、潜心研究，并进行中外比较之后得出的正确结论，因而充满着自信和权威。她盛赞中国建筑的精巧华美，说：在外形上“最庄严美丽，迥然殊异于他系建筑，为中国建筑博得最大荣誉的，自是屋顶部分”。这是她对中国古建筑特点的深刻总结，也是对当时关于古建筑保护问题的箴言。
林徽因不仅热心于中国传统建筑的研究与保护，而且也热衷于传统工艺美术的传承与创新，并有许多精辟的论述，如对国徽图案的设计，指出“设计人在本图案里尽量地采用中国数千年艺术的传统，以表现我们的民族文化”；对景泰蓝和烧瓷传统工艺的恢复，则要求“为了推动借鉴古人以创造新艺术运动，我们吸收敦煌图案来设计了景泰蓝，并且也实验带画烧瓷，使烧瓷也表现活泼生动的新风格”。由此可见，林徽因不仅钟情于古建筑这一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而且也热衷于景泰蓝、烧瓷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因此说她是我国传统文化遗产的守护者，是实至名归的。
梁林二人钟情于中国建筑学，是因为中国建筑具有悠久的历史、独特的风格、丰富的内涵、精美的艺术和无与伦比的魅力。且看梁思成是如何夸赞我们雄伟的北京城的吧，“城墙加上城楼，应称为一串光彩耀目的中华人民的璎珞”。再看看林徽因是如何称道首都北京的吧，“在二百多万人口的城市中，尤其在布局严谨、街道引直，建筑物主要左右对称的北京城中，会有像北海这样一处海阔天空、风景如画的环境，聚在城市的心脏地带，实在令人料想不到，使人惊喜”。
两位卓越建筑师所看到的京都风采，印证了他们创造的“建筑意”和“体形环境”的深刻意涵。他们二人共同以建筑学为终生事业，也共同为守望、保护传统文化遗产而竭忠尽智努力奋斗。因此，与其说林徽因是才貌双绝的民国女神，不如说她是知行兼具的文化遗产守护者，因为她曾经谆谆告诫我们：“一切美好的艺术果实就都属于人民自己，而我们必尽我们的力量永远加以保护。”
林徽因是中华第一女建筑师，她将一生献给了中国的建筑学术事业。梁思成与林徽因伉俪是中国建筑学界的开山双璧，他们的学术建树和人格光辉永垂青史。
（作者系福建省文史研究馆原馆长）
本文来源：福建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