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7日，英国学术期刊《自然》发表文章称，应警惕与新冠病毒相伴的“信息疫情”，与欧美国家将疫情政治化相伴的是，与新冠肺炎疫情相关的虚假消息层出不群，提高了控制疫情的政策成本，加大社会损失。
文章称，虚假信息在疫情期间传播迅速。初的几个月，关于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的谣言在反疫苗、反全球化和认为科技侵犯个人隐私的“易感”人群中迅速扩散。谣言称比尔·盖茨制造了新冠病毒，并计划利用研发的疫苗控制人类。实际上，比尔·盖茨为新冠病毒治疗、疫苗和相关技术提供了资金支持。随后，这些谣言从一小部分人中传播到主流社会。
其中，3月19日一则来自上的消息，谬称比尔·盖茨计划通过新冠病毒疫苗将微型芯片植入接种者体内。两天后，根据这则消息制作的youtube短片浏览人数达到200万。特朗普总统前顾问罗歇·斯通在接受《纽约邮报》采访中谈到这则短片时更是火上浇油，称他永远都不会相信比尔·盖茨投资研发的疫苗。随后，《纽约邮报》的报道在社交媒体上被转载、分享、评论达100多万次，好像这一“计划”真实存在。哈佛大学社会学家多诺万像追踪病毒一样研究假消息的传播路径，假消息类似病毒一样存在“超级传播者”。
文章称，“信息疫情”是可控制的。关于比尔·盖茨的阴谋论只是围绕新冠病毒假消息的冰山一角。意大利威尼斯卡弗斯卡里大学数据科学家Walter Quattrociocchi称，新冠病毒是谣言和假消息传播的“完美风暴”。人们在疫情期间花费更多的时间待在家里，通过互联网了解充满不确定和瞬息万变的世界。有关疫情的种种消息两级分化、神秘且令人着迷，每个人都倾向于相信与其信仰体系一致的信息。世界卫生组织称之为“信息疫情”，因为信息芜杂，使得人们难以找到值得信赖的信息来源，并接受可靠的指导。
在全球公共卫生安全遭到严重冲击的关键时期，“信息疫情”更大的危害在于事关人命，人们受到误导可能会服用未经证明有效的药物、不遵循政府公共卫生建议或者在新冠疫苗研制成功后拒绝接种。通过研究假消息的来源和传播路径，研究人员希望获得推动“事实”战胜“虚假”的方法。研究人员认为，无法在阻止人们传播毫无根据的谣言上取得完全胜利，但可以有效遏制假消息的传播。借助流行病学的话来解释就是，要出台有效拉平“传染曲线”的策略，控制“信息疫情”蔓延。
文章称，将新冠病毒政治化，加剧了“信息疫情”扩散。多诺万表示，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在美国和欧洲暴发，与疫情相关的假信息增多。这很大一部分是由政治原因导致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他的政府也在“播种”错误信息，制造政治混乱，这包括特朗普将新冠病毒称为“中国病毒”、“武汉病毒”，并缺乏证据地认定新冠病毒来源于武汉病毒研究所。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国务卿蓬佩奥认为“甩锅”中国是“救命良药”，这十分危险。
虚假信息有时会变得十分致命。3月初，在社交媒体上，有科技企业和投资者分享了一份支持将氯喹（抗疟疾药物）作为治疗新冠病毒特效药的文件。该文件声称，氯喹在中国和韩国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测试结果。随后，美“福克斯”新闻播出了一段对该文件原始作者的采访。采访播出后第二天，特朗普就在没有科学证实的情况下，在新闻发布会上称氯喹“非常有效”。随后在谷歌搜索中，关键词如氯喹、羟氯喹和奎宁（氯喹的关键成分）出现搜索高峰。多诺万表示，特朗普宣称氯喹有效后，美国一些地方的医院出现服用含氯喹药物中毒的病例，且出现大量感染新冠病毒患者要求使用氯喹治疗的情况。
文章称，美国主流媒体“福克斯”新闻在助长危险的虚假信息传播上受到研究者特别关注。3月份，在美国1000次电话随机调查中，研究人员发现在政治背景、性别、年龄、教育程度等因素不变条件下，那些从主流电视和平面媒体上获取信息的人群对新冠病毒致命性以及如何做好防疫有着更为准确的想法。但是，那些从保守派媒体（例如“福克斯”新闻和林博主持的广播节目）或社交媒体接受信息的人群则更容易对新冠病毒的科学认知产生偏差。另一项研究也得出了相同的结果，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家试图分析两位“福克斯”新闻台主持人的言论在观众对新冠肺炎疫情态度上产生的影响。其中，一位主持人肖恩·汉尼蒂（Sean Hannity）对新冠病毒轻描淡写，并指责民主党人将其用作攻击特朗普的武器；另一位，塔克·卡尔森（Tucker Carlson）则称新冠病毒的危险是真实存在的。研究人员发现，在新冠病毒感染和死亡人数上，关注汉尼蒂播报人数最多地区比关注卡尔森播报人数最多的地区要高，当汉尼蒂改变他此前的立场后，这一差异却消失了。
文章呼吁美国政府需要以科学为依据，增进民众对政府抗疫政策的信任感。问题不是缺乏事实，而是人们信任哪些消息来源。阴谋论者认为他们理应质疑媒体，他们认为自己应该独立研究，任何共识都会是“虚假的”。如果公共卫生当局没有建立起公信力，怀疑的论调仍然会到处传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