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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于《中国青年》杂志第21期
跟毛泽东学习如何写文章（之二）
@文/ 胡松涛
“有血有肉”
——毛泽东对文章内容的要求
文章好，主要是指文章内容好。不然，光有好题目也“提”不起来。
什么是内容好？我们先来看看几个“反例”。毛泽东在《反对党八股》中列出了党八股的“八大罪状”：空话连篇，言之无物；装腔作势，借以吓人；无的放矢，不看对象；语言无味，像个瘪三；甲乙丙丁，开中药铺；不负责任，到处害人；流毒全党，妨害革命；传播出去，祸国殃民。这“八大罪状”，前五条是在内容上的表现，后三条是产生的危害。“八大罪状”产生的根本原因就是因为内容不好。
那么，什么是好的内容呢？“有骨有肉，生动活泼”是毛泽东对文章内容的要求。他批评有些文章“有骨头，无血肉，感到枯燥乏味”，反复要求写出“一个有骨有血有皮有毛的东西”。（《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五卷第444页）
一个人身上要有肉，没有肉，光有骨头，就是一具骷髅。人不可活成一具枯骨，文章亦是如此。
1956年2月，毛泽东在听取汇报时批评说：“你们的汇报只写骨头……要把这些肉写上嘛。”（《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二卷第534页）1964年12月12日，毛泽东对国家计委的一个文件批示：“写得可以，是好的。但有骨头，无血肉，感到枯燥乏味，则是缺点。望你们在今后几个月内，搞出一个有骨有血有肉的东西出来。”
毛泽东所讲的“有骨有血有肉”指的是什么？从他的一些批示、话语中可以看出。
“每讲一个问题，总要讲例证，讲措施，然后讲结果。要发议论，要有典型，要有前后的比较，引人入胜，使人想看下去。”（《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二卷第534页）
“我们现在有些文章，神气十足，但是没有货色，不会分析问题，讲不出道理，没有说服力。当着自己写文章的时候，要采取和读者处于完全平等地位的态度……我们应该老老实实地办事，对事物有分析，写文章有说服力，不要靠装腔作势来吓人。”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三卷第108页）
“有什么办法使人听了不致忘记？讲存在的问题，要举事例，把人指出来。不举事例等于无用，别人不好懂。文件重要的是要使人懂，为了使人懂，长一点也不要紧。文字方面不是要反对标语口号吗？就是要有具体形象，有人物。没有具体形象，作品就没有生命。”他批评说，“半个月来汇报都存在这个问题，这是使我强迫受训，比坐牢还厉害。坐牢脑子还自由，现在脑子也不自由，受你们指挥。”（《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二卷第540页）
“内容好，写得有骨有肉，生动活泼，不妨长一点，否则宜短……”就是说，有血有肉的文章，长一点也没关系，因为人们喜欢看。
文章中的血肉，指的是文章中有人物，有形象，有事例，有分析，有批评，有议论。
毛泽东还批评有些文章，“把材料与观点隔断，讲材料的时候没有观点，讲观点的时候没有材料，材料和观点互不联系，这是很坏的方法。只提出一大批材料，不提出自己的观点，不说明赞成什么反对什么，这种方式更坏。”
毛泽东特别强调文章要有锋芒，有斗争精神。
1956年3月初，毛泽东在听一个汇报时批评说：“你们心平气和，程朱哲学，没有气，没有长角，不敢斗争。”（《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二卷第541页）
毛泽东的办公桌旁边有一个大书案，工间休息，他就到大书案前提笔写字
有一次，他对比讲评《人民日报》与《光明日报》的评论员文章，他说：“《人民日报》的评论不如光明的评论有力，一个是女孩子，一个是青壮年，我有这种感觉。”（《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四卷第29页）
毛泽东对文字的感觉极敏锐，用的形容词也生动活泼。
李达早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颇有哲学家的作风。李达的“.”，繁体与李逵的“逵”相似，李达的文笔又十分犀利，有人戏称“李达”为“李逵”。毛泽东评价李达说：“你是黑旋风李逵，但你可比他李逵还厉害，他只有两板斧，而你鹤鸣兄却有三板斧。你既有李逵之大义、大勇，还比他多一个大智。你从五四时期传播马克思主义算起，到全国解放，可称得上理论界的黑旋风。”（汪信砚：《“理论界的鲁迅”李达》）一个时期，毛泽东看到李达的文章不那么犀利了，就问李达：“你写的文章不像从前那样有锋芒了，是不是因为年纪老了？”李达对毛泽东这句话印象深刻，后来他写好文章征求别人意见时总是问：“是否火气不足？”
毛泽东说：“我也想替报纸写些文章，但是要把主席这个职务辞了才成。我可以在报上辟一个专栏，当专栏作家。文章要尖锐，刀利才能裁纸，但是尖锐得要帮了人而不是伤了人。”（《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194页）这就表示，文章既要尖锐，但又要保持一定的度，不能矫枉过正。
毛泽东的文章中，有许多锋芒毕露的句子，有许多“苛刻”话语，这是他作文的一大特点。他曾解释说：“我写这些，言重了一些，但是我认为必须说，应该说。我必须在这种时候，不怕得罪一大批同志，否则事情不好办。”（《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八册第280页） “我为什么要讲得这样厉害呢？是想讲得挖苦一点，对一些同志戳得痛一点，让这些同志好好地想一想，最好有两天睡不着觉。他们如果睡得着觉，我就不高兴，因为他们还没有被戳痛。”（《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册第23页） “在气头上，说话有些过重，很不温文尔雅，因为不这样就不能使你们大吃一惊，三天睡不着觉。”（《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三卷第281页）
毛泽东的文章中，经常可见一些十分精彩的段落，是用多姿多彩文学化的语言写成的。比如：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说到革命高潮快要到来时，毛泽东用富有想象力的语言进行了精辟的比喻：“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井冈山茅坪镇八角楼毛泽东旧居内陈列的油灯和毛泽东著作
《在延安各界庆祝斯大林六十寿辰大会上的讲话》中说：“马克思主义的道路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几千年来总是说：压迫有理，剥削有理，造反无理。自从马克思主义出来，就把这个旧案翻过来了，这是一个大功劳……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反抗，就斗争，就干社会主义。”
《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中曾形象地提到，“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这就是帝国主义和世界上一切反动派对待人民事业的逻辑……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再斗争，直到胜利——这就是人民的逻辑。”
毛泽东经常在自己的文章中精心组织一些崭新的段落，这些段落由新颖的思想、独特的词语、流畅的句子、丰富的意象构成，使人过目难忘，流连忘返。这一点，连许多文学家在写作中都没有这样的自觉，也不着意为之，而毛泽东则是常有之举。这是他文章好看的一个重要原因。他摒弃千篇一律的老话套话，以柳暗花明的句子，惊心动魄的词语，曲径通幽的佳构，玲珑剔透的妙意，把人们引进到他的思想之中。
读毛泽东的文章，可以看到，他文章的内容做到了“有骨有血有皮有毛”“又辛辣、又幽默、又有力”。
“语言是学来的”
——毛泽东对语言文字的要求与实践
文章是由语言构成的，语言是学来的。毛泽东在《反对党八股》中说：
为什么语言要学，并且要用很大的气力去学呢？因为语言这东西，不是随便可以学好的，非下苦功不可。
第一，要向人民群众学习语言。人民的语汇是很丰富的，生动活泼的，表现实际生活的。我们很多人没有学好语言，所以我们在写文章做演说时没有几句生动活泼切实有力的话，只有死板板的几条筋，像瘪三一样，瘦得难看，不像一个健康的人。
第二，要从外国语言中吸收我们所需要的成分。我们不是硬搬或滥用外国语言，是要吸收外国语言中的好东西，于我们适用的东西。因为中国原有语汇不够用，现在我们的语汇中就有很多是从外国吸收来的。例如今天开的干部大会，这“干部”两个字，就是从外国学来的。我们还要多多吸收外国的新鲜东西，不但要吸收他们的进步道理，而且要吸收他们的新鲜用语。
第三，我们还要学习古人语言中有生命的东西。由于我们没有努力学习语言，古人语言中的许多还有生气的东西我们就没有充分地合理地利用。当然我们坚决反对去用已经死了的语汇和典故，这是确定了的，但是好的仍然有用的东西还是应该继承。现在中党八股毒太深的人，对于民间的、外国的、古人的语言中有用的东西，不肯下苦功去学，因此，群众就不欢迎他们枯燥无味的宣传，我们也不需要这样蹩脚的不中用的宣传家。什么是宣传家？不但教员是宣传家，新闻记者是宣传家，文艺作者是宣传家，我们的一切工作干部也都是宣传家。比如军事指挥员，他们并不对外发宣言，但是他们要和士兵讲话，要和人民接洽，这不是宣传是什么？一个人只要他对别人讲话，他就是在做宣传工作。只要他不是哑巴，他就总有几句话要讲的。所以我们的同志都非学习语言不可。
毛泽东在《反对党八股》中批评有些文章“语言无味，像个瘪三”。他欣赏生动活泼的语言，同时创造了生动活泼的语言。
如何学习语言？从哪里学习语言？毛泽东说：“要学习老百姓的语言，学习外国的语言，学习古人的语言。”这是语言行家里手的经验之谈。
古人的语言和外国的语言，多是从书本上得来。老百姓的语言，是活的语言，是从生活中得来。
1951年，毛泽东在他修改的《正确地使用祖国的语言，为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一文中说过：“我们的语言经历过多少千年的演变和考验，一般地说来，是丰富的，精练的。我国历史上的文化和思想界的领导人物一贯地重视语言的选择和使用，并且产生过许多善于使用语言的巨匠。他们的著作是保存我国历代语言的宝库，特别是白话小说，现在仍旧在人民群众中保持着深刻的影响。我们应当继续发扬我国语言的光辉传统。”
毛泽东非常善于学习和使用民间语言。在他的文章中，采用了大量的群众语言，特别敢于使用俚语、俗语。比如“夹着尾巴”“打烂坛坛罐罐”“要把官僚主义这个极坏的家伙抛到粪缸里去”，这些都是群众语言。他形容党八股是“懒婆娘的裹脚，又长又臭”，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是“从娘肚子带出来的老毛病”，关门主义是“孤家寡人的策略”，国民党“挂了‘统一’这个羊头，卖他们的一党专制的‘狗肉’，死皮赖脸，乱吹一顿，不识人间羞耻事”。他还用“放下包袱”来说明不要骄傲和自弃，用“开动机器”来引导大家多用脑子，用“洗脸扫地”来形容经常作自我批评的必要，用“有的放矢”来解释理论应当结合实际。这些大众化的语言颇有感染力，所以工人、农民、士兵听了他的讲话不以为深，教授、文人、学者听了不以为浅。
1965年1月，印度尼西亚宣布退出联合国，在国际上引起强烈反响。当时中国还未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毛泽东提出，中国政府要发一个声明支持印尼。外交部把声明写好后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加写了一句话：“有人说联合国老虎屁股摸不得！苏加诺总统就是摸了这个老虎屁股……”当时外交部长助理乔冠华一看到毛泽东加写的这句话，连声赞叹：“主席真高！主席真高！”当翻译人员担心“屁股”这个词太直露时，乔冠华说：“怎么就这样害怕‘直露’！你们要晓得，主席加的话，妙就妙在这个‘形’上！‘形’之不在，‘神’将焉附？”（李景贤：《给毛主席当“高翻”》，《秘书工作》第4期）
1965年9月，毛泽东在给胡乔木改词时，批写道：“要造新词。天堂、霓裳之类，不可常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一册第451页）这里所说的“新词”，主要指新的词汇。我有一本书叫《毛泽东影响中国的88个关键词》，还写过文章《延安时代创造创新的汉语词汇》（刊登在《中国青年》杂志第14期、15期、17期），专门讲了毛泽东的语言、毛泽东创造的词语。
警句、格言是语言中的珍珠。顾随说：“读书要看警句，必有与一己之心相合者。”作为作者，文章得锤炼句子，最好能够写出让人眼睛一亮的格言警句。毛泽东制造了许多朗朗上口、掷地有声的政治口号、政治标语，多有佳构，成为众口交赞的妙语。网友多有关于毛泽东“金句”的总结，比如：
最震撼世界的一句话：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最谦虚的一句话：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第一步。
最鼓舞人心的一句话：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最自信的一句话：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
最有凝聚力的一句话：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
最刻骨铭心的一句话：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最清醒的一句话：在战略上要藐视敌人，在战术上要重视敌人！
最有志气的一句话：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最鼓舞人心的一句话：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
最激励人克服困难的一句话：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
这些属于毛泽东的句子，有的是以内容力量取胜，有的是以文采闪耀，有的是文质并美，具有“骈文”笔法，简明扼要，朗朗上口，所以广为流传。
有一种语言叫“闲话”，有一种笔法叫“闲笔”。文章中，善于说闲话，这体现出语言上的真功夫、大功夫。毛泽东的政治篇章大开大阖，常常在命题上立稳脚跟之后，潇潇洒洒，纵笔远驰，知之者谓之奇峰飞来，不知者以为离题万里，莫名其妙然——他是通过说闲话的形式，增加文章的生动性。
比如，1960年代初，中苏在意识形态领域进行论战，有人说这样公开论战不好，毛泽东说：“这是笔墨官司，有什么要紧嘛。这种公开争论也无关大局，第一条，不死人；第二条，天塌不下来；第三条，山上的草木照样长；第四条，河里的鱼照样游；第五条，女同志照样生孩子。”毛泽东的意思是说，争论没什么大不了的。他一口气讲了五条，一条接着一条，每一条都有画面感。表面上看，这五条与论战没有什么直接关系，都是“废话”，但是没有这些“废话”你就记不住，如果仅仅一句“这是笔墨官司，有什么要紧嘛”，给人印象不深刻。毛泽东通过几句“闲话”说出了论战的实质，并且让人过耳难忘。
再举一个例子，毛泽东在讲到红军长征中千方百计克服困难，他说：“什么叫千方百计呢？千方者，就是九百九十九方加一方，百计者，就是九十九计加一计。”（《毛泽东文集》第七卷第187页）这些貌似“废话”的闲话，调和了公文的呆板，增加了文章的趣味，正是《庄子·逍遥游》所谓的“无用之用大矣”。
政治家、著作家会说闲话是功夫，说好闲话大不易。毛泽东在政治论文中使用“闲笔”，说些“闲话”，避免了学生腔，调解了干巴巴的气氛，这是他的语言艺术和政治艺术。
语言中有一种“粗俗”之语，也是不可或缺的。毛泽东喜欢诙谐，乃至以俗为雅，用大家不敢用的字句去写诗作文，留下了许多“名句”。
毛泽东1965年5月所著《念奴娇·鸟儿问答》
毛泽东写于1965年的《念奴娇·鸟儿问答》最后一句颇奇：“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把“放屁”写入诗中，“诗胆大于天”（“诗胆”一词出自刘叉的《自问》）。有人评价说大俗，有人赞扬说大俗大雅。其实这一句的要害是：力量！用民间话语而生发出巨大的力量。以“力”救俗，这句子不俗。英国首相丘吉尔说过一句话：“人犯了什么错误都可以原谅，但文章写得狗屁，却罪无可逭。”可见文章写得好，粗鄙之词未尝不可用。如此看来，颇有与伟人文风遥相呼应之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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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制：皮钧
终审：蔺玉红
审校：陈敏 刘晓 刘博文
编辑：于丹 冶晓琳（实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