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有没有”到“好不好”，“高质量发展”已然成为对目前经济社会方方面面的总要求。其中，公立医院是医疗服务行业的主体，推进高质量发展是必然要求。新医改以来，公立医院改革发展阶段性成效明显，但依然存在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问题。
以来，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同时，一系列关于公立医院发展的政策文件密集出台。如何学好、用好这些“打分器”，真正提高医疗效率、提高服务质量、提高医护待遇？日前，上海市卫生经济青年论坛暨上海市卫生和健康发展研究中心双月讲座上，专家给出了自己的解读。
“在我国，公立医院医护人员占全国所有从业人员约50%，负担了超过60%的住院服务量，在本次新冠疫情的救治中，覆盖了约98%的患者。”市卫健委医改处四级调研员王贤吉提到，毫无疑问，公立医院是我国医疗服务行业的主体，但长期以来，“粗放”的发展方式也确实造成了一些问题。“如普遍追求规模扩张，跑量一定程度牺牲了质量；不同地区之间治疗效果差异大，就医秩序混乱，在不同医院运用按病种分值付费（dip）工具评估同一疾病，极端情况下，费用可以差两倍。”他坦言，“为何许多市民看病总想托熟人、找大专家？或许与这些问题也有很大关系。”
由“看得上病、看得起病”到“看得好病”，无疑对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提出了新要求。当前，公立医院收支规模不断扩大，医教研防等业务活动、资产成本管理等经济活动、人财物等资源配置活动等都愈加复杂，经济运行压力逐渐加大。但是，公立医院必须坚持公益性方向，因此倒逼其加快补齐内部运营管理短板和弱项，向精细化管理寻求效益。
自2月以来，10余个有关公立医院绩效考核、全面预算管理、成本核算、职称制度、薪酬制度、价格改革等方面的文件密集出台，最终形成了今年10月公布的《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促进行动（—2025年）》。
王贤吉认为，“高质量发展”也针对不同级别的医疗机构提出不同要求——对于高水平医院（如北京、上海的三甲医疗机构），应把握科技前沿和国家战略需求，加强基础和临床研究，建设创新协同平台，集中力量开展核心技术攻关；对于一般三级医院，应顺应发展趋势，加快先进技术应用；对于县级医院，应加快推广适宜技术，提高肿瘤、心脑血管、感染性疾病等诊疗能力。
“医院高质量发展绝非院长一人之事，尤其从微观层面来看，患者医疗安全质量提升、诊疗结局改善，医务人员获得感强，都是此轮改革的重点。”不过他也表示，从现阶段来看，成效虽可期，难度可不小，“很重要的问题是：如何评价‘高质量’？”
他举例谈到，国家试点医院6项核心指标中，以数据和改革目标相比，仍有较大差距，如医疗服务收入占医疗收入应达到60%，目前为28.5%；高水平医院四级手术占比应达到60%，目前为34.2%。“我想，在国家、省市和区县层面，都会再出台相应细则，针对价格形成机制、支付方式改革、市区两级管理体制改革等。高质量发展不仅要关注结构和过程，更要关注以群众需求为导向的结果。”
可以说，按病种付费（drg）和dip作为支付方式改革的有效抓手，自12月国家出台相关试点方案文件后，正逐步被广泛熟识。上海市卫生和健康发展研究中心卫生政策研究部研究员冯旅帆阐明了实施drg和dip付费监管考核制度的意义，“为了避免并遏制可能存在的医疗机构选择轻病人住院、推诿重病人、升级诊断和服务不足等现象，保证参保居民受益水平，医保经办机构应尽快建立相应制度。”
通过借鉴别国经验，冯旅帆认为，首先应在国家层面成立专业的drg实施效果评价机构或工作组；其次，针对不同评价需求，需要灵活调整drg实施效果评价方案，如从国家宏观层面来看，应针对医院、参保者、其他医疗服务提供者、其他支付方以及医保自身进行全面效果评价，此外还可对于重点关注的问题，如药品器械、检查检验、满意度等进行专项研究；第三，由于该制度实施效果需要长期评估，评价机构或工作组应以年度为单位，长期跟踪并不断完善评价方案；第四，应完善医保信息系统智能化建设，促进医院运行和监管的标准化、透明化、效率化和责任化。
正如上海市政府参事丁美坚所说，此次新冠疫情正是医院运营管理的“试金石”，“疫情进入常态化防控后，从医疗机构业务恢复的速度来看，就能明显反映日常运营管理、应激能力和发展韧性的优势和差距。”最终，政府、医疗体系各领域应充分认识到“以人的健康为中心”的重要性，“通过政策推动、优化健康服务、完善健康保障体制、发展创新健康产业等举措，实现以质量、效率、效果、价值为宗旨的价值导向型医疗的跨越式发展。”上海市卫生和健康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金春林表示。
栏目主编：顾泳
本文作者：黄杨子
文字编辑：黄杨子
题图来源：图虫
图片编辑：邵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