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文人园林，既是明代文人探索园林艺术的具体表现，同时也蕴含了明代文人对于园林生活的渴望与憧憬。在明代文人园林中，明代文人们自由自在地享受着适意人生。这种适意的生活状态，与文人们一直所追求的适意思想一脉相承。
庄子的“适意”思想
一、“自适其适”思想
“自适其适”思想源自于《庄子》的《大宗师》篇。庄子所提出的“自适其适”思想，指的是人不能被外物所驱使，而是应该遵从本心，从而实现自我适意。如果人过于关注外物，则属于“适人之适”。即为了使他人满足，而忘却自我内心的适意。
在《大宗师》中，庄子对适人之适进行了阐述，认为人一旦将精力聚焦于外物，则会被外物所奴役，从而为了取悦外物而忘却自我内心的适意。为了证明这一论点，庄子列举了很多历史上被称之为大贤的人。
这些大贤的人或者过于关注忠义，或者过于关注名誉，结果都是被忠义、名誉所束缚，无法实现自我的适意，庄子将之称为“适人之适”。在论述完“适人之适”后，庄子鲜明的提出，“适人之适”不是“自适其适”。
“适人之适”是人在社会群体中失去自我的一种表现，而“自适其适”则是人逐渐回归自我的表现。失去自我，自然难以得到真正的自由。只有回归自我，才能够真正实现内心的自由和快乐。
二、“忘适之适”思想
“自适其适”思想的主旨，是排除外物的驱使，从而实现自我内心的适意。但是从人的思想来看，人不仅仅会受到外物的驱使，同时自我也会对人产生限制。例如自我的爱好、自我的执着等。这些会导致人执着于某一事物，从而出现自我限制自我的情况，影响人对于适意的追求。
“忘适之适”思想的重点在于“忘”。即忘却外物，忘却自我，从而实现人与天地的精神共鸣，实现人真正的适意。庄子认为，忘却自己的脚，才能够感受到穿鞋的适意；忘记自己的腰，才能够感受到系腰带的适意；忘掉是非，才能够感受到心的适意。内心不发生改变，不被外物驱使，才能够感受到真正的适意。这种适意就是“忘适之适”。
“适意”思想的主要历史阶段
一、魏晋南北朝的人生贵“适意”
魏晋南北朝时期，在已经形成了大一统王朝思想背景之下，天下开始进入动荡割据时期。“五胡乱华”中少数民族开始入主中原，对于长期以来形成的中原天朝至上思想的文人们，产生了剧烈的思想冲击。同时，朝政的动荡不安、政治环境的畸变不稳，都使得这一时期的文人们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
在这种生活环境下，文人们开始纷纷逃离朝政，在山水自然之中，寻得自身的寄生之所。而适意思想自庄子提出以来，就一直与山水自然紧密相连。庄子所说的“忘适之适”其实就是人寄情于山水自然，忘却自我，和山水自然取得精神共鸣的一种适意状态。因此，当魏晋南北朝的文人们开始寄情于自然的时候，适意思想自然也被继承、发展了开来。
王羲之在这里将自己在山水自然之中的快乐明确地传达了出来，道出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文人热衷山水，畅享山水之乐的适意生活状态。其中“我卒当以乐死”，所说的就是一种乐适思想的具体体现。这也能够看出，适意思想中也包括了“自由”、“愉悦”等积极向上的思想情感。
而在这一追求中，也有一些文人们凭借雄厚的财力，将自然之景囊括于园林之中，在园林之中实现对自然美景的欣赏。魏晋南北朝文人们在追求自然美感的过程中，自然而然地产生了将自然之美寓于家居环境之中的转变，加上当时奢靡成风的社会习气，文人园林自然而然地发展了起来。
二、唐宋元时期的“闲适”人生
唐朝时期是中国封建王朝的鼎盛时期。万朝拜服的盛世局面，使得这一时期的文化极其繁盛，促使着这一时期的文艺创作环境愈发开放。在开放的创作环境下，文人们对于自身的乐趣追求，也达到了一定的高峰。唐代的整体环境，促使文人们对适意思想进一步发展。适意思想在发展的同时，也和唐朝时期的文人园林结合了起来。
白居易写到“优哉游哉，吾将终老乎其间”。其中诗人在自己园林中的适意自得状态，跃然而出。“终老其间”，也传达出了白居易对于自己园林生活的满足适意。由此能够看出文人对于文人园林的喜爱，以及文人在文人园林中的适意生活。同时也能够看出，文人园林在文人的文学创作中，往往能够为之提供良好的创作环境，激发文人的创作灵感。
宋朝时期文人思想拥有很大的自由度，因此“适意”思想也成了很多宋代文人所追求的一种价值。加之宋代理学的影响，文人在追求文雅生活的过程中，自然而然地将“适意”思想融入到了自身的生活之中。
由宋朝到元朝，中央政权实现了由汉族统治到少数民族统治的过渡。一直以来，从秦朝时期就形成的中中原天朝的理念受到了极大的冲击。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对于文人们的思想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文人们由于自身的家国情怀，或者不愿意出仕，或者逃离现实。这种社会环境下，文人们更加热衷于寄情于山水，或者蜗居于自我的园林，追求自我内心的适意。
明代文人所处的时代背景及文人心态
一、政治环境促使文人远离朝堂
明朝时期，中央集权制度在我国历代封建王朝中达到了一个顶峰。中央集权下，明朝尽管有着资本主义萌芽这样的经济发展趋势。但是整体而言，农耕文明依旧根深蒂固，人们的生活条件依然艰苦。尤其是明朝开国早期，民众匮乏的物质环境，根本无力支撑文人园林建造所需的大量人力物力。
弱民以强国，是早期明朝治理国家的重要理念。通过弱民，将财力收归中央，使得民众在只能勉强生活的环境中生存，民众自然无暇思考自身的价值，也无法对王朝的统治产生威胁。这种治国理念下，加上早期朱元璋治国时期坚守朴素的生活作风，文人园林动辄耗费巨大物资，在这种政治环境下，自然也就无法得以发展。
除了整体治国理念上对于文人园林发展的限制外，历朝明代皇帝自身的喜好，也对文人园林的建造与发展产生着直接的影响。
从明朝历代皇帝治理国家来看，整个明朝早期严刑峻法，中央集权，中后期则大多无为，导致国家朝政慵懒，文人不愿为官的情绪普遍蔓延。文人们在震荡的朝局下开始又一次远离朝政，在政治之外寻求人生的价值与意义，为明代文人园林建造提供了充足的人力物力。这无疑有助于明朝的文人园林建设。
二、经济发展为园林建造奠定物质基础
明朝时期，我国开始出现资本主义萌发，手工业等商业经济迎来了繁荣发展。尽管朱元璋在开国初期采取了压抑商业发展的政策，但是江南一带的经济依旧发展了起来。其后几朝，随着国家政策逐渐放松，商业进一步得到了发展。
到了明朝中后期，奢靡之风逐渐兴起。关于园林建造的禁令放松，豪门世家开始热衷于造园。明朝文人园林的兴起，为商贾豪门展示财力提供了渠道。他们通过构建园林，展示自己的财富，同时在园林中享受着奢靡的富贵生活。而对于文人而言，文人园林的兴起，也为文人们寄情山水，回归自我，享受适意生活提供了场所。
总的来看，明朝的经济发展，推动了明朝文人园林的发展。文人园林的建造、装饰，无一不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而商业经济的发展所带来的巨额财富，为这些园林的建造提供了物质基础。
三、“心学”盛行为园林建造奠定思想基础
明朝时期，程朱理学兴起，成为了明朝的正统思想，程朱理学强调：“其张之为三纲，其纪之为五常。”三纲五常的理学思想之下，人必须要遵从宇宙之间的至高之理。这种“存天理，去人欲”的思想之下，对于人个体的需求予以压制，从而导致人无法追求自我的生命之真，进而限制着人为了追求适意而建造园林等一系列活动。
到了明朝中期，各类思想潮流开始涌动，王阳明的学说开始普及，并且影响巨大。王阳明在程朱理学的基础上，对“理”究竟为何物进行了进一步的阐述。王阳明认为人的心就是“理”。人心作为最高的“理”，则在追求“理”的过程中，首先要对人予以重视，重视人的本性。因此，文人们开始探索自身，寻求自身的生命之真。
明确了自我的内心所喜，文人们才能够在生活中追求自己所喜好的事物，为自己内心喜好实现构建出一方天地。而文人们喜爱自然、亲近自然的天性也在这一过程中得以释放，文人们通过构建园林的方式，实现了适意居住。
明代文人园林艺术发展阶段和特征
一、明代文人园林发展阶段
整体来看，整个明朝从立国之初到朝局逐渐稳定，文人园林的发展阶段，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立国之初到朱允炆继位期间，这一时期的文人园林基本处于停滞发展的状态；第二个阶段是从朱允炆继位到“仁宣之治”出现，整个文人园林的发展开始再度兴起，呈现出繁盛发展的态势；第三个阶段是明朝中后期，随着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文人园林的发展迎来了鼎盛时期。
明朝中后期，明代政治朝局的改变，也使得当时的文人心态发生了改变。在明代立国初期，由于朱元璋的严刑峻法，很多文人不愿意入朝为官，但是到了其后几朝，明朝的仁政开始实施，文人们对于明朝已经获得天下、治理天下的现实也有了更清晰的认知。对于明朝的抗拒心态，自然也逐渐减弱。
加之明朝中后期随着园林建造禁令的废除，文人们可以再度建造园林，以此来追求自我的适意。从而为文人参与园林建造，文人园林的兴盛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环境。同时，这一时期的明朝开始出现资本主义萌芽，经济的发展为明代文人园林建造提供了充足的经济基础。
文人园林再度兴盛。出现了如古城内杜琼的如意堂、韩雍的葑溪草堂、刘廷美的小洞庭、沈周的有竹居、吴宽的东庄，以及西山徐氏的耕学斋、太仓陆昶的锦溪小墅、昆山龚诩的玉峰郊居（东庄）等一系列名园。
二、明代文人园林艺术的特征
1. 自然天成
山水之乐，向来是中国文人所追求的快乐之一。从春秋战国时期的庄子开始，中国文人就一直推崇山水自然之乐。人生于天地之间，山水自然先与人存在，而相比于山水自然，人类短暂的生命在历史长河中总是一闪而过。唯有山水不改其色，依旧永恒存在。
因此，山水的美景，山水永恒所寓意的哲学精神，都对文人们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文人们热衷于在自然山水之中寻求自我的天地。也热衷于在园林建造过程中，将山水自然容纳于园林之中，从而体现自身对于天地自然的热爱和渴望。
2、精在体宜
“精在体宜”，指的是园林在建造过程中，必须要得体合适。明代是封建王朝中央集权鼎盛时期，封建王朝对于建筑的规制等都有相关规定，若是不得体，则难免会引来祸端。同时，园林在建造过程中，若是不得体，则难免沦为大俗之物，这与文人追求文雅的特点是相悖的。
因此计成在《兴造论》中提出了“精在体宜”的概念。“得体合宜，未可拘率”。计成所言的“精在体宜”，就是指园林建造过程中，要符合规制，同时要在细节处打磨，而不是单纯地依靠财富进行堆积，沦为大俗之物。
3、巧于因借
“巧于因借”的造园思想，是明代文人建造园林中对于适意思想的具体运用。根据周围环境地势进行园林建造，追求的是园林和周围环境的相适，从而在不损害周围环境的前提下，保持自然的本色。
而在“借景”的过程中，则尽可能地将具有本色的自然景观容纳到园林景观之中。这些自然景观和谐的点缀在园林中，让文人可以在园林中尽情欣赏自然美景，从而实现人的适意生活。同时，园林建造过程中注重保持自然的本色，也是人与自然相适应的一种和谐精神的体现。
